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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Stanley K. Abe，“Heterological Visions：Northern Wei Daoist Sculptures from Shaanxi Province，” Cahiers d’Extreme-Asie 9（1996-1997）：6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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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 Yoshiko Kamitsuka，“Lao-tzu in Six Dynasties Taoist Sculpture，” pp.6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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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Stephen R.Bokenkamp，“The Yao Boduo Stele as Evidence for ‘Dao-Buddhism’ of the Early Lingbao Scriptures，” Cahiers d’Extrme-Asia 9（1996-1997）：55-67。神冢淑子也较详细地讨论了这块碑的铭文，Yoshiko Kamitsuka，“Lao-tzu in Six Dynasties Taoist Sculpture，” pp.7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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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 Kristofer Schipper，“Purity and Strangers：Shifting Boundaries in Medieval Taoism，” T’oung Pao 80（1994）：6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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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 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西安路南朝石刻造像清理简报》，《文物》1998年第11期，第11～13页，图21及图版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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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文明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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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六朝三百年的岁月里，经历了政治分裂、地区战乱、“佛教征服”、人口的大规模迁徙、外族入主中原等一系列社会变化，我们应该如何总结这一时期的物质文化发展呢？六朝可以说是一个动乱的年代，本书第一章所引的“五胡乱华”一词就是对这个时期很好的概括。然而，假如换一个角度，我们会发现人们的日常生活仍然具有基本的延续性，这一点已被文献和考古材料所证实。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当然会出现一些变化和发展，但绝不是对过去的断然割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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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时期，非汉游牧民族在北方的统治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在他们被同化或他们的政权消失之后依然存在，其中最明显的莫过于服饰风格的变化，发生了从早期的宽袍大袖向以袴褶为特征的服饰风格的转变。那种又紧又窄的袖子本来是适应游牧生活方式的，后来在中原地区也渐受欢迎。上衣无论长短都有翻领，穿着时会根据天气的变化而敞开或扣上，裤子则塞进靴子里，成为一套典型的游牧装，也可以用带子在膝下绑扎。其他北方特色的装束，如各种各样的发型、头饰和腰带，同样出现于当时的艺术图像中。这些装束是北方朝野人士的标准穿着，甚至也传到了南方[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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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方人统治的时期，中国人的饮食习惯也深受游牧民族风俗的影响，他们带来了与传统中国饮食迥异的食谱。两种饮食的差异在杨元慎对南朝人的讥讽中有着生动的体现，他大力吹嘘北方的肉、奶类食物，而极力贬损南方的鱼、海藻类食物。南北食物的比较在崔寔（约公元110～约170年）的《四民月令》中也有表述，这是一部关于田庄经营方面的著作，内容散见于公元6世纪的《齐民要术》中。前一部书着重于谷物与蔬菜，极少提到肉类，主要反映的是素食[2]；而后一部书则详细地介绍了如何制作奶制品，如奶酪和酸奶，也提出了饲养动物的各种方法[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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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人对中原生活方式的影响，在其他方面还有马背乘骑方式、梯形棺木、镇墓兽的样式等。镇墓兽最先出现于北魏墓中，到唐代则成为蔚为壮观的墓葬塑像。颜之推曾谈及北方妇人在家庭里的活跃地位，说她们专持门户，并代子求官，为夫诉屈，认为这种风俗可能是源自北方鲜卑统治者的遗风[4]。唐代段成式在《酉阳杂俎》中提到他所在年代的婚礼，有搭帐篷、新娘骑鞍等源自北方朝廷的习俗，这也是非汉民族的传统[5]。尽管这些做法可能会发生一些约定俗成的变化，但很难完全消失[6]。对胡乐、胡食、胡服的喜爱也延续到了唐代，有人认为这些胡风正是“安史之乱”的前兆[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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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是一个战争频仍、社会混乱的年代。政治上分裂之后，自然需要寻求一个持久而稳定的政权，频繁的战争也导致了军事技术的进步。从文献和仅有的考古材料来看，似乎当时皮甲已经取代了金属的铠甲；由于马镫的发明，马和骑者都被完全包裹于铠甲之中，出现了甲骑具装式的骑兵。由重骑兵和轻骑兵组成的军队开始取代从农民征召的战斗力较差的庞大步兵；随着战场向南方水乡的转移，水战也有增加。管理军队的军事组织结构也有了发展，因而唐代初年得以发起几次成功的出国远征，这些远征正是盛唐的一个重要体现[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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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时期的外来影响并不只是来自北方草原地区，外来货物和最新产品也经由丝绸之路大量涌入，商人们聚集于全国各地的市场，很多人从此定居下来，在中国开始了他们的新生活。这个时期的新移民绝大部分似乎都是粟特人，他们来自今乌兹别克斯坦地区。“胡”以前泛指非汉民族，但从此开始特指这些伊朗系的居民。他们的穿着与北方游牧民族服装非常接近，是一种有腰带的紧袖衣服，裤子也塞进靴子里，这也是典型的中亚装束。这些“胡人”在这个时期的艺术形象中很容易辨识，都是深目、高鼻、卷发、短须[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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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入华的粟特人都是祆教徒，政府机构里设有管理祆教事务的官职，负责管理祆教社区，文献中也提到过祆寺。祆教在中国的消亡在很大程度上可能与公元9世纪中期对外来宗教的禁毁有关。祆教徒在处理死者遗体时，任由食腐动物吃尽其肉（因为他们认为肉体是不洁的），然后将残骨收集起来，再以不污染土地和水源的方式储藏。这种习俗似乎并不限于粟特人，有文献记载，唐代的太原近郊有人死之后并不装殓，任由肉体被千余只狗食尽，仅剩骨头。新任太原尹很快革除了这种对中国人来说非常恐怖的习俗[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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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广义上来说，佛教传入中国也与胡人密切相关，最早的传法僧人中就有来自波斯、贵霜、印度以及粟特本地的僧人。尽管佛教入华的陆上路线到底是经由丝绸之路，或经丝绸之路绕道青海，还是经由缅滇的南传之路，至今仍有争议，但佛教的地位一旦在中国确立，就渗透到了六朝社会的各个方面。寺庙与僧侣随处可见，青铜佛像铸造之盛可能引起了钱币的短缺，并因此影响到了经济的发展。这个时期的大量艺术作品都与宗教有关，在某种程度上，当时的地方社会组织也承担着发展宗教的职责。一些僧人如慧远等得以跻身于最高的知识分子阶层，当时的文学作品也打上了深深的佛教印记[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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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也是道教思想特别活跃的时期，最重要的道教经典就是这个时期写成的[12]。但这并不等于说儒家思想不再重要。教育、国家礼仪，以及礼仪社会的各项社会准则都是基于儒家经典的，尽管我们也看到这个时期并没有产生重要的儒家注疏。相反，忠于儒家传统与佛教或道教的宗教准则并不冲突[13]。此外，这也是一个在思想与宗教领域充满了质询、争议与探索的时代，正因为如此，它也被贴上了“黑暗时代”的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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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时期的南方和北方在很多方面都存在差异，颜之推是生活在南朝的第八代北方移民，西魏恭帝元年（公元554年），西魏陷梁后被俘虏到了北方。他在《颜氏家训》里谈到了多方面的南北方差异，从嫡出子女的社会地位到家中的妇人角色，从待客礼节到亲属称谓和亲疏远近，从奔丧举止到吊唁表达，内容无所不包。不过，他提到的这些行为模式到底具有多少普遍性，我们并不清楚。有人怀疑，颜之推所依据的主要是南方和北方的上层社会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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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方的差异也包括语言方面，颜之推将南北方语言上的差异与地形相联系，归纳南方口音的特点是清晰快速，而北方口音沉浊而厚重。他认为南方语言多鄙俗，北方语言多古语。这些特征也影响到了南北的官方用语。马瑞志解释说，南京的官方用语以传统发音为基础，也带有洛阳发音的遗留，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又受到南方吴语的影响。这就意味着南朝的官方语言与百姓语言大不相同。而如颜之推所说，北方语言无论朝野都是一样的，表明北方语言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不过，颜之推也说北方语言受到夷虏的影响，即鲜卑的土耳其—蒙古语口音或其他语言的影响[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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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近年发现的一幅北齐墓葬壁画，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北方高级官吏的生活方式处于一种华夷糅杂的状态[15]；同时也使我们看到，当时一方面要维护本民族的传统，另一方面人们却在追求一种糅杂的生活方式。壁画中，墓主人徐显秀（从名字看显然是一位中原人士）与妻坐于榻上，后有屏风，上有帷帐，周围围绕着伎乐、侍者和奴仆等随从，其中一些人手持华盖、扇子和旌旗。在榻上墓主夫妇之间有一堆食物，周围还有一些圈足碗，内盛各种点心。两位仆人手持盘子立于榻前，盘子里的碗和杯都是外黑内红的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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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幅壁画绘的是死者夫妇家居宴享的场景，同时又在侧壁上绘有准备将墓主夫妇带往某处的鞍马和牛车，从场景本身来看，这是一幅传统的中原式构图，但是随从人员都穿着非中原式的紧袖衣服和靴子，有的头上裹着包头巾式的头巾，有的则修过眉，头戴一种后有尾布的小黑帽，这是非常典型的鲜卑装束。大多数男子都留有短胡须，也说明他们遵循了非汉族的习俗；女子也穿靴子，上穿前面开口的长外套，下穿裙子，上面饰有波斯风格的双兽联珠纹，在马背的鞍布上也饰有波斯风格的边饰。一位伎乐吹着口琴，其他人则在弹奏三角形的竖琴和曲颈琵琶，这是从西方传入中国的乐器。这幅壁画场景所表现的混合型文化，应当是在拓跋氏统治下的中国北方发展起来的，尤其流行于统治阶层之间。这样的场景与最早出现于龙门古阳洞的北魏帝后仪仗行列大相径庭。显然，公元5世纪90年代对鲜卑旧俗的革除（如古阳洞图像所见）并未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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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鲜卑上层人士墓中也发现了模仿中原房屋的石椁，巫鸿认为这些房形椁表明有些鲜卑人曾试图采取中原式的埋葬方式，从而将自己从局外人（outsider）变为局内人（insider）[16]。这种房形椁的原型可能是四川汉代流行的房形石棺，推测这种埋葬方式是经过道教徒带入中原的，四川的道教徒东迁之后，在北魏时的地位变得更加尊崇。然而，在汉代与北魏之间的这种石椁还没有发现。或许在这个问题上，更重要的是在遥远的北方草原地区巴泽雷克（Pazyryk）出现的公元前5～前4世纪的圆木椁[17]，以及在公元初的诺颜乌拉（Noin-Ula）匈奴墓里出现的木椁[18]。在辽宁发现的慕容鲜卑上层人士墓葬中，在墓坑里石砌的墓室也可以看成是一种石椁[19]。这就意味着大同地区的石椁可能也反映了一种按照中原模式实践的鲜卑丧葬观念。同样，用没有乘骑者的马和牛车将死者的灵魂带入另一个世界的中原式表现方式，与前述以狗陪伴死者的灵魂进入另一个世界的鲜卑式方法得到了融合。上述这些例子反映的是两种文化的融合，而不是文化的同化。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借鉴和利用与信仰体系是一致的，它并不是对原本价值观的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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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说中国的传统服饰与生活方式在这个时期的北方完全消失了，尽管出现了很多新的外来文化因素，但中原传统文化依然得以保留，这点从《北齐校书图》的宋代摹本上得以体现，这幅卷轴画描绘的是一群校书的学者，很可能是为了庆祝北齐朝廷于天保七年（公元556年）发起的校勘群书工程[20]。在画面的中央，七位男子均留长须，头裹巾子，身着传统的中国式长袍，坐于一个巨大的榻上。其中一位手提毛笔正在书写，另一位一手提笔，一手秉书阅读，胳膊伸直。第三位男子正在童子的帮助下穿鞋，作欲离去状，以躲避从打翻的漆碗里流出的液体；而他的一位同僚正抓住腰带作挽留状。这里描绘的可能是夏天的场景，因为这些人穿得都很少，包括一件宽松的裙子和一种穿在胸前、用吊带固定的围裙，还有一件透明的宽边披肩搭在双肩上。榻上除了打翻的碗，还摆放着其他很多物品，包括一件放在男子腿上的筝、一些盛满食物的碗、饮酒的玻璃杯、多足砚台以及一只瓶子，瓶子里似乎装满了箭，可能是前面提到的投壶游戏用具。榻的周围立着一些女侍，其中一位怀抱一只矮凳，可能是放在榻上用于倚靠的。在她的后面有几位胡人马夫，站在两匹鞍马的旁边。在卷轴另一端的一位学者有着与榻上男子同样的长须和发饰，但身着新式的草原风格的大衣和靴子，坐在一张折叠椅上校书，旁边的几位侍者有着同样的装束[21]。因此从这幅画中，我们看到两种生活方式的并存，尽管如前所述，在不同人群中存在关系紧张的现象，甚至有着公开的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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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多图像描绘了各个社会层面的北方生活图景。墓葬壁画当然反映的是死者的生活，显然只有富人才能建造这样的墓葬，因此这样的壁画内容无疑是关乎上层社会生活方式的。但在西北地区的很多画像砖上，描绘的则是在田间地头劳作的百姓生活场景。这个时期对南方生活状态的描绘却要少得多。也许作于南方的司马金龙墓漆屏风与现存顾恺之画作的晚期摹本一样，描绘的都是宫廷生活场景。不过，邓县画像砖以及“竹林七贤”图像也为我们了解宫廷以外的生活提供了一些资料。南、北方上层社会的生活方式可能有很多相似性，但由于气候、地形的差异，南北方普通百姓的生活方式应该相差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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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方地区也有着文化上的融合，不过它是南迁的北方人与本地人之间的文化融合。南方世居群体要想仕途顺利，就得接受由北方移民精英设定的标准，他们所承受的压力与北方中原人士妥协于鲜卑统治者而承受的压力是一样的。六朝社会和政治领域的对立也影响到了当时的物质文化，不过这种对立的方式尚需进行一些专门的研究，才有可能得出一些恰当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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