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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州:山东省的东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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兖州:山东省的西部和河南省的东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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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州:河南省的东南部和安徽的江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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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山东的东南部和江苏的江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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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江苏、安徽的江南及江西、浙江、福建三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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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州:河南的西南部和湖南、湖北两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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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州:陕西省的南部和四川、云南两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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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州:广东、广西两省,还包括现在的越南。因为越南在汉时也是中国的郡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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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隶校尉:河南省的西北部、山西省的西南部、陕西省的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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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的行政区划,下级的是县。这和后世的情形是一样的,是官治的最下级。自此以下,就只有自治的机关,而没有官治的机关了。上级的是郡。郡的幅员,在中原繁盛之地,和前清时代的府差不多。县的长官,户口多的称为令,少的称为长;郡的长官,称为太守;都是地方行政官。郡以上更大的区域称为州。每州有一个刺史,却是监察官而不是行政官了,所以他只查察人家的失职与否,而自己并不办事。而且所监察的专注重于太守,县以下的事情,即非其所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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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秦汉时代的县,就是古代的一个国。诸位总还有读过《孟子》的。《孟子·万章下篇》说古代国家的大小,不是说“天子之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么?《汉书·百官公卿表》说:汉朝承袭秦朝的制度,每一县的地方,大概是方一百里。我们读《左传》等书屡见当时的大国灭小国而以为县,而秦汉时的县名,和古代的国名相同的很多,就可见古代之国被灭之后,在大国中仍成为一个政治单位。春秋、战国之世,次等国大约方五百里,如《孟子·告子下篇》所说“今鲁方百里者五”便是。大国则方千里,如《孟子·梁惠王上篇》所说“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齐集有其一”便是。这其大小,就是《万章篇》所说的天子之国了。所以孟子说梁惠王,说齐宣王,都希望他们行王政而王天下,因为他们实在有这个凭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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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春秋以前,大国或次等国灭掉了别一国,大概都把它作为自己国里的一县,直隶于中央政府,其上更无任何等级。战国时的大国,才有在边地置郡的,内地还没有什么郡。郡的兵力比县要充足些。所以战国时,秦王派甘茂去攻韩国的宜阳县,甘茂说:宜阳虽名为县,其实是郡,是不容易攻的。内地用不到很厚的兵力,所以各国都不设郡。到秦始皇灭六国,六国的人民都非心服,到处都有用兵力镇压的必要,所以把天下分做三十六郡,而郡就成为普遍的制度了。所以郡的设立,根本就是为镇压起见,并不是为治理地方起见。但是既不放心各地方的人民,怕其要反叛,县的兵力不足镇压,而要设置了许多郡守,又怕郡守的权力太大了,于己不利,于是每郡又派一个御史去监视着他。到汉朝,皇帝不再派御史,而由丞相分派若干个史,出去监察各郡,这个史便称为刺史。刺史本非行政官,一个刺史监察几个郡,只是办事上一个分划的手续,并不是什么行政区划,所以其初并没有州的名目而称之为部。这“部”字,便是现在“部分”两个字的意思。到后来才改称为州,但是名目虽改,其实权还是一样。直到后汉灵帝时候,改刺史为州牧,其实权才有变更的。改刺史为州牧,前汉时就有此举,但是不久又改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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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主张改刺史为牧的人,议论是这样的,他们说:刺史的责任在监察太守,可是他们的官位比太守小,他们的资格也比太守浅。政治上的秩序,是要使大官去治小官,不该使小官去治大官的。所以要把刺史改名为牧,算做太守的上级官,用资格深的人去做。其实这话是错的。监察和行政是两个系统。监察一系的官吏,可以监察行政官,乃其职权如此,并非把其官位和所监察的官的官位,比较大小而定的。而在事实上,则行政官宜用资格较深的人,监察官宜用资格较浅的人。因为行政有时候要有相当的手腕,而且也要有相当技术,这是要有经验然后才能够有的,所以要用资格深的人。至于监察官,则重在破除情面。要锋锐,不要稳重;要有些初出茅庐的呆气,不要阅历深而世故熟;要他抱有高远的理想,看得世事不入眼,不要他看惯了以为无足为怪;要他到处没有认得的人,可以一意孤行,不要交际多了,处处觉得为难。用现在的事来说,学校里初毕业的人,文官考试刚录取的人,宜于做监察官。在官场上办过若干年事情的人,宜于做行政官。而且行政官和当地的人,总不能毫无联络。对于土豪劣绅等,有时虽明知其不好,也不容易专走方路,把他们尽情惩治的,因为如此,他就要暗中和你为难,使你缓急之际办事棘手,有时为害甚大。就是平时的政务,也不免要受他牵掣的。我前文说行政官必须要有些手腕,这也是其中的一端。至于监察官,则根本不办什么事情,不怕你掣肘。而且汉朝的刺史,只有一年一任,到你要和他为难,他倒早已离开你这地方了。土豪劣绅的势力,大抵只限于本地。要离开本地,赶进京,或者到别地方去和前任刺史为难,是不容易的。所以汉朝刺史的制度,确有相当的价值。前汉时主张改刺史为州牧的人,其议论实不得当。所以后来行之而不好,就不得不将旧制回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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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到东汉末年,此论复起。主张的人便是刘璋的父亲刘焉。他的理由是四方多乱,非有资深望重的人不能镇慑;而资探望重的人是不能使他为刺史,而不得不改其名为牧,以示隆重的。当时听了他的话,便派了几个资深望重的人出去做州牧。其余不重要的去处,还是称为刺史。到后来,则一个人往往先做刺史,过了几年,资格渐深,名望渐高,然后升为州牧。论当时的情势,有实力的人,无论称为刺史,或称为牧,其能霸占一地方,总是一样。而且既占一地方之后,其势也不得不升他做牧。但是有几个人,其能霸占一地方,和州牧的制度也是有些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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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刘表,若非有州牧之制,他这种名望很高的人,或者就不会久任一州的刺史。又如他的名目只是刺史,在地位上比州牧要低些,或者他也要小心一些,有许多僭越的事情,根本就不敢做。所以把后汉末年的分裂,过分归咎于州牧之制,是不对的;然而州牧之制,确也有相当的关系。据地自专,和中央政府对抗,是要有相当大的地盘的。从春秋以来,像后世一府这么大的地方,就不足以为轻重。所以和鲁国差不多大小的国,如宋国、卫国、郑国等,都不能和大国相抗,到秦汉之世,此等情形就更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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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位有读过柳宗元的《封建论》的么?他的《封建论》里有一句说:汉朝“有叛国而无叛郡”。这就因为汉时的郡,只有后世一府这么大,而汉初所封诸国,都兼五六郡之地之故。后汉末年,割据的人,大约都有一州或大于一州之地,也是为此。后汉的十三州大小是极不相等的。小的如青州、兖州,不过现在山东省的一半。大的如扬州、益州,都要包括现在的好几省。这是因人口多则设治密,而当时的南方还未甚开发之故。所以翻开读史地图来看,吴国的地方并不小于魏,而实力却远不如魏,就是为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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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隶校尉是前汉武帝所设的官。因当时有巫蛊之祸,使之督捕,是带有非常时期的侦缉性质的。后来事过境迁,此等特殊性质渐渐消灭,乃使其监察数郡。在这一点上,其性质与刺史无异。所以后汉有十三州,中有一州不设刺史而即由司隶校尉监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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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史话 董卓的扰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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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真要说起三国时的战事来了。说起三国时的战事来,第一个要提到的,便是董卓。董卓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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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的纷争,起于汉献帝初平元年东方州郡的起兵讨伐董卓。其时为公元190年。直到晋武帝太康元年,把东吴灭掉,天下才算统一。其时为公元280年。分裂扰乱的局面,共历九十一年。政治上最怕的是纲纪废坠。纲纪一废坠,那就中央政府的命令不能行于地方,野心家纷纷乘机割据,天下就非大乱不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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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制时代的君主,虽然实际也无甚能力。然而天下太平了几十年,或者几百年,大家都听中央政府的命令惯了,没有机会可乘,决没人敢无端发难。后汉时,离封建时代还近,尊君的思想极为普遍。读过书的知兵大员,虽然很有威望,兵权在手,也都不敢违犯中央的命令。黄巾虽然分布很广,起兵时声势浩大,幸而张角并非真有才略的人,一起兵,就被官军扑灭了,其余党虽未能尽绝,黄巾以外,各地方的盗贼起义的虽然还不少,都是迫于饥寒,并无大志。倘使政治清明,再有相当的兵力辅助,未始不可于短期之内剿抚平定的。何进的死,虽然京城里经过一番扰乱,恰好把积年盘据的宦官除掉了,倒像患外症的施行了手术一般。所以经过这一番扰乱以后,倒是一个图治的好机会。而惜乎给董卓走进去,把中央的局面弄糟了。还给有野心要想割据的人一个好机会。自此以后,中央政府就命令不行,政治上的纲纪全然失去了。所以论起汉末的分裂来,董卓确是一个罪魁祸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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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卓初进京城时,也未始不想做些好事。当后汉桓、灵二帝时,宦官专权,曾诬指反对的人为党人,把他们杀的杀,治罪的治罪。最轻的,也都不准做官。这个在古时谓之锢,所以史家称为党锢之祸。董卓初进京时,替从前受祸的人一一昭雪,而且还引用了一班名士。有名的蔡邕表字唤做伯喈的,便是其中的一个。他自己所喜欢的人,只做军官,并不参与政治。倘使他真能听这一班名士的话,约束手下的武人,政治也未始不可渐上轨道。苦于他其实是不懂得政治的人。一上政治舞台,便做了一件给人家借口的事。那便是废少帝而立献帝。在专制时代,无故废立,那是怎样容易受人攻击的事啊!公忠体国之臣,固然皇帝不好,不敢轻于废立。就是奸雄想要专权,甚而至于想要篡位的,也正利于君主的无用,何必要废昏立明?历代篡弑之事,能够成功的,都在权势已成,反对自己的人诛锄已尽之后。哪有一入手便先做一件受人攻击之事的呢?董卓的举动如此,就见得他是一个草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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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他所以失败之由,尤其在于不能约束兵士。当时洛阳城中,富贵之家甚多,家家都有金帛。他就放纵兵士,到人家去抢劫,还要奸淫妇女。有一次,他派兵到洛阳附近的地方去。这地方正在作社(中国民间最重的是社祭,就趁这时候,举行种种宴乐、游戏等事,谓之作社),人民都聚集在社庙附近。他的兵,就把男人都杀掉,再抢了他们的车,把所杀的人头挂在车辕上,载其妇女而还。这件事,《三国演义》上也曾说及的。《三国演义》的话,有些固然靠不住,有些却是真的。这件事,正史中的《后汉书》上也有,并非写《三国演义》的人冤枉董卓。他的军队如此,就连京城里的秩序都不能维持,还说得上收拾天下的人心么?无怪东方州郡要起兵讨伐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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