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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云长刮骨疗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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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云长玉泉显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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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先主兴兵伐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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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史话 替魏武帝辨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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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要替一位绝代的英雄辨诬了,这英雄是谁?便是魏武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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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举世都说魏武帝是奸臣,这话不知从何而来?固然,这是受演义的影响,然而演义亦必有所本。演义的前身是说书,说书的人是不会有什么特别的见解的,总不过迎合社会的心理,而且一种见解,不是和大多数人的心理相合,也决不会流行到如此之广的,所以对于魏武帝的不正当的批评,我们只能认为是一些人的程度低下,不足以认识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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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武帝的为人,到底是怎样的呢?这只要看建安十五年十二月己亥日他所发的令,便可知道。这一道令,是载在《魏武故事》上面,而见于现在的《三国志注》里的。他的大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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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武帝是二十岁被举为孝廉的。他说:“我在这时候,因为我本不是什么有名声的人,怕给当世的人看轻了,所以希望做一个好郡守。”的确,他后来做济南相,是很有政绩的,但因得罪了宦官,又被豪强所怨恨,怕因此招致“家祸”,就托病辞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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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职的时候,他年约三十岁。他说:“和我同举孝廉的人,有年已五十的,看来也不算老,我就再等二十年,也不过和他一样,又何妨暂时隐居呢?”于是他就回到他的本乡谯县,在城东五十里,造了一所精舍(精舍是比较讲究的屋子。汉时读书的人,往往是住在精舍里的)。想要秋夏读书,冬春射猎,以待时之清。这可见得他的志趣,很为高尚,并不是什么热衷于富贵利达的人。而他在隐居之时,还注意于文武兼修,又可见得他是个有志之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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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他被征为都尉,又升迁做典军校尉,这是武职了。他说:“我在这时候,又希望替国家立功,将来在墓道上立一块碑,题为汉征西将军曹侯之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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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想朝政昏乱,并不能给他以立功的机会,而且还酿成了董卓之乱。他在这时候,就兴起义兵,去讨伐董卓。他说:“我要合兵,是能够多得的,然而我不愿意多,因为怕兵多意盛,和强敌争衡,反而成为祸始。所以和董卓打仗时,兵不过数千,后来到扬州募兵,也以三千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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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在兖州破降黄巾三十万,这是他生平做大事业之始。他又叙述他破平袁术、袁绍、刘表的经过,说“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这句话,我们也不能不承认他是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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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他就说:“人家见我兵势强盛,又向来不信天命(这是说做皇帝全凭本领、势力),或者疑心我有篡汉的意思,这是我耿耿于心的。从前齐桓公、晋文公所以为后人所称道,就因为他兵势强盛,还能事侍奉周朝之故。周文王有了天下三分之二,还能够事奉殷朝,孔子称他为至德,我难道不想学他么?”他又引两段故事:一段是战国时的乐毅。当战国时,燕国曾为齐国所灭,后来总算复国。这时候的燕王,谥法唤做昭王。他立意要报仇,任用乐毅,打破了齐国,攻下了七十多座城池。齐国只剩得两个城,眼见得灭亡在即了。乐毅因为要齐国人心服,不肯急攻。不想燕昭王死了,他的儿子燕惠王即位,素来和乐毅不睦,便派人去替代他。这时候,乐毅如回到燕国去,是必然要受祸的。乐毅就逃到赵国。乐毅去后,军心忿怒,齐国的名将田单,就趁此将燕兵打败,把齐国恢复过来了。后来赵王要和乐毅谋算燕国,乐毅伏在地上,垂着眼泪道:“我侍奉燕昭王,和侍奉大王是一样的。我如其在赵国得罪,逃到别国去,我是终身不敢谋算赵国的奴隶的,何况燕昭王的子孙呢?”又一件是秦朝蒙恬的故事。蒙恬的祖父,唤做蒙骜,父亲唤做蒙武,都是秦国的军官。蒙恬是替秦始皇造长城,带着兵,在现在陕西的北部防匈奴的。秦始皇死后,儿子二世皇帝即位,要杀掉蒙恬。蒙恬说:“从我的祖父到我,在案朝算做可以信托的臣子,已经三代了。我现在带兵三十多万,论起我的势力来,是足以造反的。然而我宁死而不肯造反,那一者是不敢羞辱了祖父,二者也是不敢忘掉前代的皇帝啊!”蒙恬就自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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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武帝引此两段故事,说:“我每读到这两种书,未尝不怆然流涕。从我的祖父以至于我,受汉朝皇帝的信任三代了,再加上我的儿子,就不止三代了,我何忍篡汉呢?我这些话,不但对诸位说,还对我的妻妾说。(魏武帝的妻,自然不会再嫁的,下文的话,实在是专对妾说的;不过一个字有时候不能成为一个词,就往往连用一个不相干的字。这一个字的意义,是当它没有的,不过取这一个音,以足成语调罢了。这一个例子,在古书中很多,古人谓之“足句”;“足”字也写做“挟”字。如《易经》上“润之以风雨”,雨可以润物,风是只会使物干燥的,这风字就等于有音而无义,就是其一个例子)我又对她们说:我死之后,你们都该再嫁,想他们传述我的心事,使人家都知道。虽然如此,要我放下兵权,回到武平国去(武平是汉朝的县,就是现在河南的鹿邑县),却是势所不能的。一者怕离了兵权,被人谋害,要替自己的子孙打算;再者,我如其失败,国家也有危险的,所以我不能慕虚名而受实祸。从前朝廷封我三个儿子做侯,我都力辞不受,现在倒又想受了。并不是还要以此为荣,不过要自己的儿子多建立几个国家在外,为万安之计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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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文所说,大略是这样。西洋的学者说:“政治不是最好的事情。”因为政治本来是社会上有了矛盾然后才有的,所以政治家所对付的,全是些贪婪、强横、狡诈的人,毫无手段是不行的。一个大政治家往往是一时代大局安危之所系。因为政治斗争总是用这一种势力去压服那一种势力的,这虽然不必是战争,其性质实和战争无异。政治上的首领,就和军中的主将一般,失掉了他,阵容是会散乱,甚而至于要崩溃的。所以一个政治上的首领,往往是敌方危害的对象。魏武帝说:“我失败了,国家也要有危险。”这句话,是不能不承认其有真实性的。有人说:既然如此,所谓政治,总不过是把这一种势力,去压服那一种势力罢了,和不参与政治斗争的人,根本没有关系,又何必去帮这一方面压那一方面呢?殊不知政治的斗争虽非人人所能直接参加,政治的好坏是人人要受其影响的,并不能置诸不管。而各个人,只要能明于政治的好坏,也并不要丢掉自己的事情去做政治工作,只要站在自己的本位上,对于当时的政治家,或者帮助,或者制裁,就很可以决定他们的胜负了。因为政治看似另一件事情,实在是用社会的力量做基础。而多数人合计起来,其力量是非常伟大的。政治固然是两个阶级的斗争,然在一定时期内,总必有一个阶级,是代表国利民福的,我们于此,就不可漫无别白了。政治上的斗争,既然和军队作战一般,则不但对于敌党的手段,有时是不得不然,即对于本党,亦是如此,因为要整顿阵容,就不能不把有害于团结的人除去,这正和军队里要讲军纪一样。所以政治家的功罪,只能问其根本上的主义如何,并不能摭拾着这一件事,或那一件事,用简单浅短的眼光去评论。譬如魏武帝的杀伏皇后,就是一个例子。这件事情,在建安十九年,据《三国志》说,是伏皇后曾写信给他的父亲伏完,说汉献帝因董承被杀,怨恨魏武帝,话说得很丑恶,这时候,这封信发觉了,所以魏武帝把伏皇后杀掉。这句话很有可疑。凡做一番大事业的人,总是有人说好,有人说坏的,根本上设法子使个个人都说好,所以做大事业的人,总是把毁誉置之度外的。魏武帝难道是怕人家谤毁的人?要是有一封信说他的坏话,就要发怒而杀人,那他生平,不知道要杀掉多少人才够,所以当时的伏皇后,必是另有什么政治上的阴谋的,断不会因一封信骂魏武帝而被杀。至于说汉献帝因董承被杀而怨恨魏武帝,则董承并不是公忠可靠的人,我在第九节里,业经说过了。《三国志》注引《曹瞒传》说:魏武帝派华歆带兵进宫去收捕伏皇后。皇后关了门,躲在墙壁里。华歆打坏了门,把墙壁也毁掉,将皇后牵了出来。这时候,献帝正和御史大夫郗虑同坐。皇后走过他的面前,握着他的手道:“你不能救活我了么?”献帝说:“我的性命,亦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又对郗虑说:“郗公!天下有这样的事么?”这些话,一望而知其是附会之谈,作《后汉书》的人,却把它采入《伏皇后本纪》里。于是后来的人,以为它见在正史上,一定是可靠的,编纂历史的人,也都采取它,就成为众所共信的事了。《曹瞒传》又说:伏完和他的宗族,死的有好几百个人。其实伏完是死在建安十四年的,离这时候已有五年了。即此一端,亦见得《曹瞒传》的不足信。所以我说伏皇后的被杀,是一定另有政治上的阴谋的,不过其真相不传于后罢了。假定伏皇后的被杀,是别有阴谋,则魏武帝一身,既然关系大局的安危,自不得不为大局之故而将它扑灭。这正和带兵的不能因军中有一群人反对他而即去职,或自杀,置军队的安危于不顾一样。老实说:立君本来是为民的。如其本来的君主昏庸,因种种原因不能保护国家和人民,而另有一个能够如此,则废掉他而自立,原不算错,而且是合理的,因为这正是合于大多数人的幸福呀!然而魏武帝当日,还始终不肯废汉自立,这又可见得他濡染于封建时代的道德很深,他对于汉朝,已经是过当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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