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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军还，南夷复叛，杀害守将。恢身往扑讨，鉏尽恶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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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凯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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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至南，……以凯为云南太守，封阳迁亭侯。会为叛夷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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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嶷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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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巂郡自丞相亮讨高定之后，叟夷数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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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忠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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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兴十一年，南夷豪帅刘胄反，扰乱诸郡。征庲降都督张翼还，以忠代翼。忠遂斩胄，平南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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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在从建兴三年（225年）诸葛亮南征到建兴十二年（234年）诸葛亮死的九年中，南中各族仍屡有反抗事件，不过规模较小，影响不大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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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志》卷35《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记述诸葛亮对南中的处理办法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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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中平，皆即其渠帅而用之。或以谏亮，亮曰：“若留外人，则当留兵，兵留则无所食，一不易也；加夷新伤破，父兄死丧，留外人而无兵者，必成祸患，二不易也；又夷累有废杀之罪，自嫌衅重，若留外人，终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运粮，而纲纪粗定，夷汉粗安故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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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不留外人，不留兵”的记载是否可靠呢？根据《华阳国志》卷4《南中志》与《三国志》卷43《李吕马张传》的记载，诸葛亮于征服四郡以后，改益州郡为建宁郡，从建宁、越巂两郡分出云南郡，从建宁、牂柯两郡分出兴古郡，以原庲降都督建宁人李恢为建宁太守，仍兼庲降都督；以原永昌郡吏永昌人吕凯为云南太守；以原永昌府丞永昌人王伉为永昌太守；以原越巂太守巴西人袭禄为越巂太守；以门下督巴西人马忠为牂柯太守。六郡的太守，唯兴古郡不可考。从上面五个太守看，他们都参加过这次战争。如果说一点兵都不留，恐怕是不确切的，不过上面五个太守除马忠外，原来都在南中，并且有三个是南中人。这样，诸葛亮留下的兵自然是为数很少的。至于太守以下，则“皆即其渠帅而用之”，并不打乱各族的原状，不剥夺豪帅大姓的特权，以争取“夷汉粗安”，这就是诸葛亮“和”、“抚”政策的具体内容。所以《汉晋春秋》这段记载还是大致可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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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把诸葛亮对待南中少数民族的政策归纳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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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采取令各族自治的政策。除了各郡长官由蜀汉政府委任以外，其他仍“皆即其渠帅而用之”，并不变动各族原有的组织，以争取豪帅大姓的合作，通过他们统治各族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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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各族中的豪帅，可以使用的便以官爵笼络，如孟获官至御史中丞，爂习官至领军，孟琰官至辅汉将军。至于其中不易制服的豪帅大姓，则把他们迁至成都，以便就近管束，减轻南中的反抗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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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取各族中的强壮者为兵。如《华阳国志》卷4《南中志》载：“移南中劲卒青羌万余家于蜀，为五部，所当无前，号为飞军”。蜀将王平北伐时带领的“五部”，当即系由他们所组成的队伍。又孟琰亦曾参加北伐。这些少数民族质朴而勇悍善战，诸葛亮的军队作战能力很强，此为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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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经济上，向各族征取贡赋，以弥补蜀汉物资的不足。如《诸葛亮传》载：“军资所出，国以富饶”。《三国志》卷43《李恢传》载：“南土平定，……赋出叟、濮耕牛、战马、金、银、犀、革，充继军资，于是费用不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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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可知，诸葛亮对南方各族使用与榨取的程度是很重的，当后来魏将邓艾的军队深入蜀境时，刘禅曾考虑退保南中，主张向魏投降的谯周给刘禅上疏中就说到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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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远夷之地，平常无所供为，犹数反叛。自丞相亮南征，兵势逼之，穷乃幸从。是后供出官赋，取以给兵，以为愁怨，此患国之人也。今以穷迫，欲往依恃，恐必复反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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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此还须指出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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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诸葛亮的为政，陈寿称：“科教严明，赏罚必信，至于吏不容奸，强不侵弱”。这种情况是对蜀汉治理国家的概括，当然也适用于南中各族。即在亮的统治下，他们被榨取的程度虽然并不轻，但官吏从中作弊的情况会较少一些，因此还是能够得到一点好处。蜀汉在南中任职的官吏如李恢、张翼、马忠、张嶷等都是声望较高的军政要员，他们在诸葛亮严格的法令、军纪监督下，可能有较好的表现，如马忠、张嶷死后，南中人民还为他们“立庙”，说明对之尚有好感，他们可能不是贪污的官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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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诸葛亮对南中人民，一方面固然榨取他们，另一方面也给他们带来较先进的生产技术，以加速当地的生产。虽然亮的主观意图，是为了增加政府的收入，但落后地区的开发，对各族人民还是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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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以上两个理由，可知南中人民在诸葛亮的统治之下，所受政府的榨取数额可能比以前还多，但吏治较上轨道、生产有所提高，人民的负担就可能比以前轻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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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诸葛亮北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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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把蜀汉内部事务都做了安排以后，于蜀汉后主建兴五年（227年）率军北驻汉中，企图完成他统一中国的事业。就在临行前，他给后主上了一个疏，即著名的《出师表》。据《三国志》卷39《董允传》言亮所以上此表，乃怕后主“朱紫难别”，故谆谆嘱咐，提醒庸碌的后主务必要“亲贤臣，远小人”。由于诸葛亮选用僚属首先注重品格和作风，所以他培养的接班人蒋琬、费祎、董允等皆公忠守正之士，直到蒋、费等人相继凋谢以后，后主所宠爱的宦人黄皓始干扰政事。由是观之，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苦口婆心地告诫后主亲贤远佞，广开言路，确实并非过虑，而是针对后主不辨忠奸的致命弱点而发的，也是他解除后顾之扰以专心北伐而采取的重要措施。就当时形势而论，蜀汉既未能保有荆、益，以便从两路进军，对魏采取钳形的攻势，敌国又无变可乘。特别是魏、蜀两国的实力相差很大，蜀无论在领土、物产、兵力各方面，都不能和魏相比。所以诸葛亮伐魏的战争，是在极不利的条件下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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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计诸葛亮自建兴六年（228年）春初次北伐，到建兴十二年（234年）秋病死于魏境，六七年之间，共与魏作战七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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