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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犹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也……然则，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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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弼这段话的主要意思是说：“言”和“象”都直接间接产生于“意”。故可由言、象以观意。但言、象只是认识的工具，而非意的本身，故不能等同于意。如果拘执而固守着言、象，必然得不到意的本来含义，所以得意必须“忘言”、“忘象”，以求得言外之意、象外之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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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弼认为言和象是认识的工具，而非认识的目的。他把认识的对象与认识的工具区别开来，这一点是可取的；但他过分夸大了“言”、“象”和“意”之间的区别，而把它们根本对立起来，最后只能使他自己陷于神秘的不可知论。我们知道，事物的本质即事物本身内在的规律，现象是事物内在本质的表现，它们是对立的统一。人的正确认识，总是在实践的基础上透过事物的现象而掌握其本质。可是唯心主义者王弼既把本质虚构为脱离客观事物的“无”或“道”；同时又把事物的本质与现象割裂开来。这样，便暴露了他的唯心主义的不可知论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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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史 三、嵇康、阮籍的哲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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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嵇康的简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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嵇康（223至262年），字叔夜，谯国铚县（今安徽宿县西）人。父昭，曾为魏督军粮治书侍御史。康早孤，靠母、兄抚育成人。康少有俊才，豪迈不群，任性而行。不修名誉，博览群书，尤好老、庄。景初三年（239年），魏少帝曹芳即位时，康年十七，后娶曹操子沛王林的孙女为妻，曾作过中散大夫。嘉平元年（249年）正月，司马懿发动政变，杀曹爽及其党何晏等，独揽政柄，从此嵇康隐居不仕，他与阮籍等寓居河内郡山阳县（今河南修武）。史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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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玡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休七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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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林七贤结伴游处的时间大概在正始末年至嘉平末年的五、六年内。七人中，嵇康和阮籍是著名的文学家，在哲学史上也有一定地位。二人一生的言行和遭遇也多类似。至于其他五人，或者在司马氏手下作了大官，或者在学术、人品上表现平庸。我们在此只谈谈嵇康和阮籍的政治处境和哲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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嵇康只活了四十岁，便被司马昭杀害。他短促的一生，可以司马懿发动政变为分界线而分为两段。前一段即嵇康二十七岁以前，“康以魏长乐亭主婿，迁郎中，拜中散大夫”。这时，大致过的是读书弹琴、饮酒咏诗，“自足于怀”的无忧虑生活。后一段则过着如同孤臣孽子般的生涯。所以我们说：司马懿杀曹爽政变不仅使魏政权落于司马氏之手，也使嵇康一生发生重要转折。司马氏要篡位，主要依靠军事实力和儒家豪门的支持。但篡位的勾当毕竟名不正、言不顺。因此，司马氏除广泛笼络有名望的士大夫以外，还为自己图谋篡代制造理论根据。于是汉朝统治者先已行之有效的儒家伦理名教便应时而出。司马氏首先标榜一个孝字，用以诱导士人慎言保身，勿为祸先；另外又宣扬尧舜禅代、汤武革命，给士人指明政治方向，让他们为新王朝的建立出力效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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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司马氏的威逼利诱下，不仅儒门世族纷纷投靠，就是鼎鼎大名的“竹林七贤”也起了分化，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相继作了或大或小的官。阮籍则采取既应诏作官又不好好干，既讽刺又间或为之效劳的左右摇摆的对策。只有嵇康依然横眉冷眼，坚持“守志无二”的一贯立场。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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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弘达先生者，恢廓其度，寂寥疏阔，方而不制，廉而不割，超世独步，怀玉被褐，交不苟合……见素抱朴，内不愧心，外不负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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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对弘达先生的描述，无疑是嵇康的自我表白。他“义不负心”、“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的性格，毕竟不能见容于当世，而死在司马氏及其依附者的屠刀之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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嵇康的著作流传下来的有鲁迅辑校的《嵇康集》、戴明扬的《嵇康集校注》。鲁迅对嵇康的著作用力甚勤，对嵇康的人品评价甚高。戴明扬的《校注》，在校正文字、收集旧闻方面，多有创获，是研究嵇康的较为完备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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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政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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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教与自然的关系，是魏晋思想界经常研讨的问题之一，也是嵇康政治思想的核心。前已言及，何晏、王弼援道入儒，把道家的“自然”与儒家的“名教”相结合，认为名教出于自然。由于何晏、王弼代表了当权派的利益，所以他们主张君主无为，大臣掌权。曹爽、何晏等被杀以后，嵇康所面临的政治环境已经不同于往日，这时的情况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身为曹氏之婿的嵇康，因年少官微，没有像魏亲戚大臣何晏、夏侯玄那样相继被杀。但刚直任性的嵇康毕竟不曾向司马氏投降，他对司马氏所宣扬的禅让和礼教等名堂一概嗤之以鼻，给以相应的揭露和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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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名教和忠、孝、节、义等封建道德，自两汉以来即是统治者束缚下民、维护封建统治的得力工具，司马氏以臣下而觊觎君位，自然无法利用忠节作为欺骗口号。因此，司马氏倡导的名教特别突出一个“孝”字。他们每逢废君弑主，都把不孝的大帽子扣到被害者头上。嵇康对此深恶痛绝，他强调了“名教”和“自然”的对立，主张取缔假礼法，“越名教而任自然”。他说：“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系于所欲，故能审贵贱而通物情”。他认为六经与礼法都是统治者用以束缚人性的工具，只有恢复人的本性，才能符合自然的规律，社会上所以存在虚诈和争夺，是在上者假造所谓仁义道德的结果。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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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至人不存，大道陵迟，乃始作文墨，以传其意。区别群物，使有类族，造立仁义，以婴其心。制其名分，以检其外，劝学讲文，以神其教；故六经纷错，百家繁炽，开荣利之涂，故奔骛而不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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嵇康把社会上出现贵贱等级和追逐荣利的现象，归之于至人不存和大道衰微的结果，显然是不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的。但他对统治者制造仁义、等级、崇经等以束缚下民的手脚，予以无情的揭露和批驳，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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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位益侈，臣路生心，竭智谋国，不吝灰沉。赏罚虽存，莫劝莫禁。若乃骄盈肆志，阻兵擅权，矜威纵虐，祸蒙丘山。刑本惩暴，今以胁贤。昔为天下，今为一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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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话显然是针对司马氏而说的。他的笔锋辛辣，爱憎鲜明。这是对窃国弄权者的口诛笔伐。司马氏一贯标榜六经和礼教，也不过是为了掩盖篡权而披上的一层面纱。一个拥兵擅权谋人国家者，还谈什么“名教”呢？因此，嵇康对于司马氏所谓的“名教”，自然就不屑一顾了。嵇康不仅主张摒弃“名教”，而且还希望建设如同原始时代那样无伪无争的社会。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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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荒之世，大朴未亏，君无文于上，民无竞于下，物全理顺，莫不自得。饱则安寝，饥则求食，怡然鼓腹，不知为至德之世也。若此，则安知仁义之端，礼律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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嵇康所以如此称赞愚昧的原始社会，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他真的想开历史倒车，而只是不满于现实，借古讽今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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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嵇康的唯物主义自然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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