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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诗言:“既至家人尽,又复无中外”。然据《晋书》卷34《羊祜传》,羊祜乃蔡邕外孙,祜又是司马师之妻景献羊皇后同产弟。则羊家和司马氏都和蔡琰有亲戚关系,怎能说蔡琰无中外之亲呢?且《后汉书》卷60下《蔡邕传》言邕“与叔父从弟同居,三世不分财”。家中人多业广,仕宦者多,蔡琰归时也不会到“家人尽”的地步。说明作诗的人对蔡琰的家庭情况并不了解。这是第二个可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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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诗中既言“托命于新人,竭心自勖厉”,表明这诗是蔡邕初嫁董祀时写的。可是又说:“常恐复捐弃”,这样,刚结婚就怕被遗弃,似有对董祀不甚信任的味道。既未必符合蔡琰当时心情,而且让董祀看了,也会不舒服。当董祀犯了死罪时,蔡琰立即找曹操求情,且“旨甚酸哀”,表明他们夫妻间感情还是不错的。三国时社会风俗对再醮之妇,并不歧视。且当时男女嫁娶皆以连婚高门为荣,像蔡琰这样既有才学,音律书法,无不擅长,且又出身名门世家,理应受到董祀尊重。实际情况是,蔡邕名满天下,“贵重朝廷”,友徒众多,蔡琰能传家学,故曹操以金璧赎之。曹丕、丁廙诸人还为之作《蔡伯喈女赋》,皆哀其遇而重其才,可谓名噪一时。当蔡琰见曹操请求赦免董祀时,满座公卿名士,“皆为改容”。素日执法较严的曹操格外为之开恩,遣快足“追原祀罪”,还让蔡琰书写昔家中散失坟籍。凡此,都说明蔡琰归来后的地位不只不“鄙贱”,而且才女薄命遭遇,更博得众人同情,名声也更高,所以诗中怕被人遗弃的说法不似蔡琰本人应有的口吻,而系好事者伪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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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诗中怀念二子处亦嫌过多,这样,既碍于董祀,也有失蔡琰的体面,如真舍不得二胡子,当时何必回来呢?当然,做母亲的不可能不惦念出腹子,但暗自掉泪可以,不厌其烦地公开宣讲,喋喋不休,则不符合妇女们的心理。当曹操谓蔡琰:“今当使十吏就夫人写”所诵忆坟籍时,琰立即以“男女之别,礼不亲授”相婉辞,说明蔡琰是颇知男女之防的。以蔡琰之才,苟欲传世,尽可拿出伤时哀民之作,仅以念二胡子而宣示世人,岂其情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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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诗中“拥主以自强”语,似非蔡琰所宜言,因为曹操也正在“挟天子以令诸侯”,蔡琰理应加以回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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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后汉书·董祀妻传》言:“文姬为胡骑所获,没于南匈奴左贤王。在胡中十二年”。参以《晋书》卷101《刘元海载记》,蔡琰有可能没于南匈奴左贤王刘豹,当然,不一定为刘豹所纳,也可能落于刘豹手下大小匈奴贵族之手,不管为谁所得,蔡琰之居住地应不出今山西省中西部汾水流域一带。而《悲愤诗》中所言之“长驱西入关”,“边荒与华异,人俗少义理,处所多霜雪,胡风春夏起”,“悠悠三千里”,这些含糊记述,都说明作伪者并不确知蔡琰没于南匈奴左贤王的地点,此亦为诗非蔡琰自作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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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汉书·董祀妻传》还载有蔡琰的第二章骚体《悲愤诗》,亦系伪作。诗第二句言“宗族殄兮门户单”,既不符合事实,下两句“身执略兮入西关,历险阻兮之羌蛮”,也与匈奴左贤王居地不合,以西方之羌与南方之蛮合并称述,亦非当时人所惯为。其余语句略无新意,只依据五言《悲愤诗》而写,不值一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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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唐宋时,忽然出现所谓骚体《胡笳十八拍》。1959年郭沫若先后撰写论文,论述《胡笳十八拍》乃蔡琰所作。于是众说纷坛。我以为此诗之为伪作,不难识别,其中“为天有眼兮何不见我独漂流?为神有灵兮何事处我天南海北头?我不负天兮天何配我殊匹?我不负神兮神何殛我越荒州?”“胡人宠我兮有二子,鞠之育之兮不羞耻”等语,令人读之感到既庸俗欠雅,又迷信无识,把蔡琰的“博学多才辩”又遵守传统妇道的风貌格调丧失殆尽。考之蔡琰家世,父邕既被称为“旷世逸才”,又“性笃孝”,当他被王允枉杀之日,“搢绅诸儒,莫不流涕……兗州、陈留间皆画像而颂”。曹操所以赎蔡琰归,即因痛邕无嗣。人们对蔡邕如此尊敬思念,饱受凌辱的蔡琰对于亡父的冤死,岂有不痛心疾首,号咷泣血之理。但悲愤三篇,竟无一语道及乃父惨遭杀害之奇冤大祸,而念念不忘的只有“胡儿”。若真如是,蔡琰当日何必回来呢?观蔡琰谒操救夫时之焦急哀伤神态,可知蔡琰归后的意愿也不过欲与董祀白头偕老、平安度日而已。假若蔡琰“疾没世而名不彰”的话,她完全可以写些哀悼慈父等文,交给曹氏父子宣示于众,大可不必公开宣扬自己忘不掉胡儿,那样,连赎她回来的曹操也会不爱听。以情理度之,饱受传统儒学教养的蔡琰,归来后当以未能奋身守节、抗御强暴为耻,尚何遑大事宣讲己诞生胡儿之事耶?所以我确信三篇皆为好事者所伪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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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孔融和王粲的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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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融(153至208年),字文举,年幼,即以颖悟有才辩著称,后官至虎贲中郎将。会董卓擅权,融常忤卓意,被外调为北海相。时值战乱,而融干能非所长,在北海六年,屡遭挫败,召至许,历任将作大匠、少府、大中大夫。融知操终图汉室,常执异议。操忌而杀之,诛及妻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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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丕爱融文辞,以为不减班固、扬雄。尝以金帛购求融文。《典论·论文》将融列为建安七子之一。称其“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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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融文章,气势充溢,文笔隽永流畅,其《论盛孝章书》尤为人所传诵。盛宪,字孝章,会稽人,器量雅伟。曾为吴郡太守,以疾去官。孙策平定吴、会,诛其英豪,宪素有高名,策深忌之。孔融忧其不能免祸,乃与曹操书,请辟用之。制命未至,宪已为孙权所害。孔融在书中强调了招揽贤才的重要,突出尊贤贵在行动,并以齐桓公、燕昭王的招贤建功实例催促曹操迅速采取行动。此书立意高远,文笔隽拔雅致,情理委婉动听,时至今日,仍有诵读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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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粲(177至217年),字仲宣,山阳高平人,出身名门,少有异才,博闻强记。性善算,作算术,略尽其理,善属文。早年受到蔡邕的赏识,许身后赠以家藏书籍。值时战乱,自长安流寓荆州。曹操为魏公,以粲为侍中,博物多识,典掌兴造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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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春,粲随操征吴,途中遇疫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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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粲的诗,以《七哀诗》最有名,今录其第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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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复弃中国去,委身适荆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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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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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问号泣声,挥涕独不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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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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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征霸陵岸,回首望长安。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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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中叙述经过战争洗劫的关中,出现了白骨遍野的悲惨景象,充分体现了作者对无辜人民的深切同情,自然也是对战乱制造者的痛恨与诅咒。其中叙饥妇弃子后,“挥涕独不还”,说明她丈夫早已死亡或被拉去当兵服役在外,只剩下孤零零的饥妇一人,令览者倍感凄切伤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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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粲另一著名作品——《登楼赋》,是在荆州避乱时所写,内中描述他思乡和怀才不遇的沉郁心胸,立意清新,文字舒畅,具有浓厚诗意,摆脱了已往汉赋雕砌堆积的陈旧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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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融和王粲的文学造诣,在建安七子中是较高的。陈寿《三国志》独为粲立传,其他魏国文人只附带叙及,或只寥寥数语,其重视王粲是不言而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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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阮籍和嵇康的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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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诸人的文学作品大致在汉末魏初,人们习惯称之为“建安文学”。到三国后期,魏国文坛亦趋消沉,只有阮籍和嵇康的诗文比较有名,文学史上所说的“正始文学”,主要即以阮、嵇为代表。二人的简历和哲学思想,前已作过叙述,这里只谈谈他们的文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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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籍在哲学上的造诣,逊于嵇康,但在文学上的名声则超过了嵇康。《文心雕龙》第47《才略》称:“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意思是说嵇康的文章善于推论哲理,阮籍的诗则极有气势和风度。阮籍遗留至今的八十二首五言《咏怀诗》,素称名作。从诗的内容看,多讽刺时事,充满着内心的苦闷,从表达技巧说,采用了隐晦曲折的笔调。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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