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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诗言：“既至家人尽，又复无中外”。然据《晋书》卷34《羊祜传》，羊祜乃蔡邕外孙，祜又是司马师之妻景献羊皇后同产弟。则羊家和司马氏都和蔡琰有亲戚关系，怎能说蔡琰无中外之亲呢？且《后汉书》卷60下《蔡邕传》言邕“与叔父从弟同居，三世不分财”。家中人多业广，仕宦者多，蔡琰归时也不会到“家人尽”的地步。说明作诗的人对蔡琰的家庭情况并不了解。这是第二个可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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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诗中既言“托命于新人，竭心自勖厉”，表明这诗是蔡邕初嫁董祀时写的。可是又说：“常恐复捐弃”，这样，刚结婚就怕被遗弃，似有对董祀不甚信任的味道。既未必符合蔡琰当时心情，而且让董祀看了，也会不舒服。当董祀犯了死罪时，蔡琰立即找曹操求情，且“旨甚酸哀”，表明他们夫妻间感情还是不错的。三国时社会风俗对再醮之妇，并不歧视。且当时男女嫁娶皆以连婚高门为荣，像蔡琰这样既有才学，音律书法，无不擅长，且又出身名门世家，理应受到董祀尊重。实际情况是，蔡邕名满天下，“贵重朝廷”，友徒众多，蔡琰能传家学，故曹操以金璧赎之。曹丕、丁廙诸人还为之作《蔡伯喈女赋》，皆哀其遇而重其才，可谓名噪一时。当蔡琰见曹操请求赦免董祀时，满座公卿名士，“皆为改容”。素日执法较严的曹操格外为之开恩，遣快足“追原祀罪”，还让蔡琰书写昔家中散失坟籍。凡此，都说明蔡琰归来后的地位不只不“鄙贱”，而且才女薄命遭遇，更博得众人同情，名声也更高，所以诗中怕被人遗弃的说法不似蔡琰本人应有的口吻，而系好事者伪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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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诗中怀念二子处亦嫌过多，这样，既碍于董祀，也有失蔡琰的体面，如真舍不得二胡子，当时何必回来呢？当然，做母亲的不可能不惦念出腹子，但暗自掉泪可以，不厌其烦地公开宣讲，喋喋不休，则不符合妇女们的心理。当曹操谓蔡琰：“今当使十吏就夫人写”所诵忆坟籍时，琰立即以“男女之别，礼不亲授”相婉辞，说明蔡琰是颇知男女之防的。以蔡琰之才，苟欲传世，尽可拿出伤时哀民之作，仅以念二胡子而宣示世人，岂其情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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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诗中“拥主以自强”语，似非蔡琰所宜言，因为曹操也正在“挟天子以令诸侯”，蔡琰理应加以回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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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后汉书·董祀妻传》言：“文姬为胡骑所获，没于南匈奴左贤王。在胡中十二年”。参以《晋书》卷101《刘元海载记》，蔡琰有可能没于南匈奴左贤王刘豹，当然，不一定为刘豹所纳，也可能落于刘豹手下大小匈奴贵族之手，不管为谁所得，蔡琰之居住地应不出今山西省中西部汾水流域一带。而《悲愤诗》中所言之“长驱西入关”，“边荒与华异，人俗少义理，处所多霜雪，胡风春夏起”，“悠悠三千里”，这些含糊记述，都说明作伪者并不确知蔡琰没于南匈奴左贤王的地点，此亦为诗非蔡琰自作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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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汉书·董祀妻传》还载有蔡琰的第二章骚体《悲愤诗》，亦系伪作。诗第二句言“宗族殄兮门户单”，既不符合事实，下两句“身执略兮入西关，历险阻兮之羌蛮”，也与匈奴左贤王居地不合，以西方之羌与南方之蛮合并称述，亦非当时人所惯为。其余语句略无新意，只依据五言《悲愤诗》而写，不值一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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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唐宋时，忽然出现所谓骚体《胡笳十八拍》。1959年郭沫若先后撰写论文，论述《胡笳十八拍》乃蔡琰所作。于是众说纷坛。我以为此诗之为伪作，不难识别，其中“为天有眼兮何不见我独漂流？为神有灵兮何事处我天南海北头？我不负天兮天何配我殊匹？我不负神兮神何殛我越荒州？”“胡人宠我兮有二子，鞠之育之兮不羞耻”等语，令人读之感到既庸俗欠雅，又迷信无识，把蔡琰的“博学多才辩”又遵守传统妇道的风貌格调丧失殆尽。考之蔡琰家世，父邕既被称为“旷世逸才”，又“性笃孝”，当他被王允枉杀之日，“搢绅诸儒，莫不流涕……兗州、陈留间皆画像而颂”。曹操所以赎蔡琰归，即因痛邕无嗣。人们对蔡邕如此尊敬思念，饱受凌辱的蔡琰对于亡父的冤死，岂有不痛心疾首，号咷泣血之理。但悲愤三篇，竟无一语道及乃父惨遭杀害之奇冤大祸，而念念不忘的只有“胡儿”。若真如是，蔡琰当日何必回来呢？观蔡琰谒操救夫时之焦急哀伤神态，可知蔡琰归后的意愿也不过欲与董祀白头偕老、平安度日而已。假若蔡琰“疾没世而名不彰”的话，她完全可以写些哀悼慈父等文，交给曹氏父子宣示于众，大可不必公开宣扬自己忘不掉胡儿，那样，连赎她回来的曹操也会不爱听。以情理度之，饱受传统儒学教养的蔡琰，归来后当以未能奋身守节、抗御强暴为耻，尚何遑大事宣讲己诞生胡儿之事耶？所以我确信三篇皆为好事者所伪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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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孔融和王粲的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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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融（153至208年），字文举，年幼，即以颖悟有才辩著称，后官至虎贲中郎将。会董卓擅权，融常忤卓意，被外调为北海相。时值战乱，而融干能非所长，在北海六年，屡遭挫败，召至许，历任将作大匠、少府、大中大夫。融知操终图汉室，常执异议。操忌而杀之，诛及妻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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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丕爱融文辞，以为不减班固、扬雄。尝以金帛购求融文。《典论·论文》将融列为建安七子之一。称其“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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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融文章，气势充溢，文笔隽永流畅，其《论盛孝章书》尤为人所传诵。盛宪，字孝章，会稽人，器量雅伟。曾为吴郡太守，以疾去官。孙策平定吴、会，诛其英豪，宪素有高名，策深忌之。孔融忧其不能免祸，乃与曹操书，请辟用之。制命未至，宪已为孙权所害。孔融在书中强调了招揽贤才的重要，突出尊贤贵在行动，并以齐桓公、燕昭王的招贤建功实例催促曹操迅速采取行动。此书立意高远，文笔隽拔雅致，情理委婉动听，时至今日，仍有诵读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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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粲（177至217年），字仲宣，山阳高平人，出身名门，少有异才，博闻强记。性善算，作算术，略尽其理，善属文。早年受到蔡邕的赏识，许身后赠以家藏书籍。值时战乱，自长安流寓荆州。曹操为魏公，以粲为侍中，博物多识，典掌兴造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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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春，粲随操征吴，途中遇疫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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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粲的诗，以《七哀诗》最有名，今录其第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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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复弃中国去，委身适荆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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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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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问号泣声，挥涕独不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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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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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征霸陵岸，回首望长安。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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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中叙述经过战争洗劫的关中，出现了白骨遍野的悲惨景象，充分体现了作者对无辜人民的深切同情，自然也是对战乱制造者的痛恨与诅咒。其中叙饥妇弃子后，“挥涕独不还”，说明她丈夫早已死亡或被拉去当兵服役在外，只剩下孤零零的饥妇一人，令览者倍感凄切伤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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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粲另一著名作品——《登楼赋》，是在荆州避乱时所写，内中描述他思乡和怀才不遇的沉郁心胸，立意清新，文字舒畅，具有浓厚诗意，摆脱了已往汉赋雕砌堆积的陈旧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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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融和王粲的文学造诣，在建安七子中是较高的。陈寿《三国志》独为粲立传，其他魏国文人只附带叙及，或只寥寥数语，其重视王粲是不言而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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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阮籍和嵇康的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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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诸人的文学作品大致在汉末魏初，人们习惯称之为“建安文学”。到三国后期，魏国文坛亦趋消沉，只有阮籍和嵇康的诗文比较有名，文学史上所说的“正始文学”，主要即以阮、嵇为代表。二人的简历和哲学思想，前已作过叙述，这里只谈谈他们的文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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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籍在哲学上的造诣，逊于嵇康，但在文学上的名声则超过了嵇康。《文心雕龙》第47《才略》称：“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意思是说嵇康的文章善于推论哲理，阮籍的诗则极有气势和风度。阮籍遗留至今的八十二首五言《咏怀诗》，素称名作。从诗的内容看，多讽刺时事，充满着内心的苦闷，从表达技巧说，采用了隐晦曲折的笔调。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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