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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徭役，薄刑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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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恒虽然是捡了个便宜，阴差阳错地当上了皇帝，但他知道自己的皇位得来不易，所以即位后做了一系列巩固政权的决定。先是任命心腹负责守卫皇宫、京城，从根本上保证自己的人身安全；然后把推举他做皇帝的功臣们也都一一予以封官、晋爵、赏赐；同时也恢复了曾被吕后贬斥的刘姓王的称号和封地；曾经跟随高祖刘邦的开国功臣们也都分别得到了赏赐、分封。这些举措都使文帝的帝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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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运用拉拢的手段巩固权势外，汉文帝对当年拥护自己的大臣也使用了打压的手段，大臣周勃就是一个例子。周勃祖先为卷(今河南原阳西南)人，后徙居沛（今江苏沛县），跟刘邦是老乡。他出身贫苦，早年以织薄曲为生，常以吹箫助人料理丧事。后来，跟随刘邦几乎参加了秦末汉初的所有军事行动，灭秦、征项羽、平定内乱、防御匈奴。周勃为人质朴，不善言辞，但带兵打战却很勇猛。汉高祖刘邦临死前，吕后询问丞相人选，高祖曾说：“周勃重厚少文，将来安定刘氏天下的一定是他，可以任为太尉。”高祖死后，周勃便以列侯的身份侍奉汉惠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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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帝即位后，周勃为右丞相，食邑一万户，位在左丞相陈平之上，但他不熟悉丞相职守。有一天，汉文帝找周勃聊天，想了解一下百姓的生活水平，就问，全国一年大概要审理多少案件呢？周勃想了想，回答不知道。汉文帝又问，那么全国每年的收入和支出的比例大概是多少呢？周勃急得出了一身汗，还是答不出来。汉文帝又问陈平同样的问题，陈平回答：“这事情有专门的人管理，审理案子的是廷尉，财务方面的事情有内史，陛下想要知道可以去问这些人。”周勃当时就自叹不如，回去以后称病辞职。大概是感受到了汉文帝的用意，周勃辞职后把增封受赐的财产都送给了汉文帝的舅舅薄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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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陈平死，周勃只好复出。结果没过多久又被罢免，遣归封国。周勃怕文帝杀他，在封国时经常身穿甲胄，令家人执持兵器。有人告发他企图谋反，结果被廷尉逮捕下狱。这时候薄昭在薄太后面前为周勃说了好话，又因周勃长子周胜之的妻子是文帝的女儿，所以周勃最后得以赦免，于是又回到封国，但未再受重用。文帝十一年（前196年）死，谥武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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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文帝在政治方面推行“黄老之学”为主要治国方针，多次下诏劝课农桑，颁布减省租赋诏令。公元前178年和公元前168年，两次“除田租税之半”，即租率从汉初的十五税一减为三十税一。公元前167年，还曾全部免去田租。此后，三十税一遂成为汉代定制。算赋（秦汉时政府向成年人征收的人头税）由过去每人每年一百二十钱减至四十钱，徭役也由一年一服减至每三年服役一次。农业的发展使粮价大大降低，文帝初年，粟每石仅十余钱至数十钱。此外，文帝还下诏“弛山泽之禁”，即开放国有山林川泽，允许人民渔猎采樵，从而促进了农副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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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帝对农业非常重视，认为农业是天下的根本。为了劝农耕种，他在春日亲自扶犁耕地，以作表率。他还采纳晁错的建议，允许天下人以粮食换取爵位，或者用粮食来赎罪，大幅度减轻徭役，并在公元前167年，即文帝十三年，免除了农民的赋税，赢得万民称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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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文帝还对苛刻的秦律做了改变，废除连坐法，又将黥、劓、刖等几种酷刑，改为笞刑和杖刑。秦法规定，只要犯罪，就没有刑期，得终身服劳役。文帝则重新制定了法律，根据情节轻重，规定服役期限；罪轻的甚至可免为庶人。文帝在废除连坐法的时候，遭到了陈平和周勃的反对，说：“连坐法是平民之间相互制约和杜绝犯罪的法律，历朝历代沿用，怎能废除呢？”但文帝一直坚持自己的意见，陈平、周勃只好执行，将连坐法废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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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文帝废除肉刑还有一个典故。据说当时有个读书人叫淳于意，此人刚直不阿，不愿与腐败的官僚为伍，辞去太仓令的官职做起了普济天下的医生。在一次治病时，他得罪了一位有权势的人，被告误诊害死人命。按当时的法律，淳于意当判“肉刑”，这是一种非常残酷的刑罚，或脸上刺字，或割去鼻子，或砍去左足或右足。淳于意整天唉声叹气，这时他的小女儿淳于缇萦自告奋勇要解救父难。她随父到长安受刑，托人写了一封奏章，到宫门口递给守门的人。汉文帝听说奏章是一个小姑娘写的，就拿过来看，看完之后被缇萦的孝道所感动，召集大臣发布命令，废除了残忍的肉刑。缇萦救父的典故从此就流传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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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文帝并非一个只会孝敬自己母亲的人，他是一个对普天之下的百姓都心存孝道的人。汉文帝登基的第一道圣旨是“大赦天下”，并不新奇。第二道圣旨“定振穷、养老”“令四方毋来献”则是很多皇帝做不来的。第三道圣旨规定：“对八十以上的老人，每人每月可以赐给米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九十以上的老人，每人再加赐帛二匹，絮三斤。赐给九十岁以上老人之物，必须由县丞或者县尉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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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文帝还是个生活简朴的皇帝。在位期间，他要求官员不得以任何形式扰民。在继位的第二年，他让审计部门清点长安的公用马匹，将多余的畜力划拨到驿站。他自己身体力行，厉行节约，宫殿是旧的，不再装修；御花园不再扩建。有一次文帝曾想建造一个宴会用的露台，让工匠估价的时候，知道需要花费黄金百两，他立刻中止了这项计划——黄金百两等于十家中等家庭的财产，这样的东西不建造也罢。除了这些大方面要节约，连当时后宫女性的裙子长度都要控制，不准许裙长到拖地的程度。虽然穿着长裙更能显示优雅气质，但这是一种浪费，不符合节俭的文帝的作风。此外，文帝也一概不准许宫殿内的窗帘施以刺绣。中国历代皇帝在即位的同时，就开始营造自己的陵墓。文帝当然也不例外，不过，他绝不以金银铜锡等豪华金属装饰陵墓，他使用的尽是瓦器。因此，文帝之墓灞陵在汉朝历代皇帝的陵墓中最为朴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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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168年，汉文帝在全国废除关卡制度，使商品能够在更大范围内物畅其流，富商大贾周游天下，加强了各地区间的经济往来，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和商品经济的繁荣。这也使得文帝时期的社会财富积蓄很快，户口也增加很快，呈现出家给人足、国家富裕的喜人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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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抚南越，备战匈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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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越国，又称为南越或南粤，是约公元前203年至前111年存在于岭南地区的一个国家，都城位于番禺(位于今广东省广州市)，全盛时疆域包含今天中国广东、广西的大部分地区，福建的一小部分地区，海南、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以及越南北部、中部的大部分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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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越国早于西汉一年建立，始建于公元前203年，建国者系秦朝平定岭南的将领，后任南海郡下属龙川县令的赵佗。秦末陈胜吴广起义、天下大乱，赵佗趁机拥兵自立，建立南越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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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高祖时期，曾派陆贾出使南越，任务是让赵佗对汉朝称臣。陆贾初到南越国时并不顺利。一开始赵佗对陆贾的来访采取避而不见的策略，让陆贾在番禺城外等了一段时间。后来赵佗不得已接见陆贾，态度又很傲慢。他“魑结箕踞”见陆贾，即头发束成一撮，竖在头上，伸开大腿，像簸箕一样坐在大殿里。有丰富谈判经验的陆贾对赵佗的无理并未表示不满。他不动声色，先从南越与中原的关系作为开场白：“你本是中国人(指中原地区)，亲戚兄弟、祖先坟墓都在河北真定（今河北正定）。而今你一反天性，背叛父母之国，不念祖宗，放弃中国的传统装束，想要靠区区弱小的南越跟天子对抗，你这样做怕是要惹祸上身的。自从秦王朝失去控制，诸侯豪杰纷纷起来，只有汉王刘邦率先入关，占领咸阳。而后仅仅五年时间天下平安。这不是人为的力量，而是天意如此。如今，你却想要凭借基础未稳的南越，与汉朝对立。汉朝廷如果得到报告，恐怕要挖掘焚烧你祖先的坟墓，然后大将率领十万人马南下进攻，到时恐怕你招架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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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贾一番话打动了赵佗，因为他最担心的就是自己的统治地位，于是他对陆贾表示了歉意，自称居南越蛮夷时间较长，不太懂中原的礼仪。最后，赵佗接受了汉朝的册封，“愿奉明诏，长为藩臣”。赵佗钦佩陆贾的才干和“威仪文采”，挽留他在岭南住了几个月，并对陆贾说：“南越这个地方，我连个谈话的对手都没有，自先生来此，让我听到许多闻所未闻的新鲜事。”陆贾临走之时，赵佗送陆贾价值二千金的财物，算是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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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贾出色地完成任务回到长安，刘邦很是高兴，升陆贾为太中大夫。赵佗接受汉朝的册封，南越国也就正式成为西汉的一个诸侯王国，从此开始了南越国首次臣服汉朝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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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邦死后吕后执政，便开始与南越交恶，对南越国实行了经济封锁和武器禁运，禁止南越国周边的诸侯国与南越国进行盐铁贸易，给南越国的经济造成了很大困难。作为南越国最高统治者的赵佗对吕后此举极为不满，但他是个明白事理的人，此时如果硬碰硬肯定不是明智的举动，于是派人向汉廷解释，请求吕后不要赶尽杀绝。但是吕后根本听不进去，反而态度很强硬地扣留了赵佗派去的三位南越国官员，更过分的是，还派人挖了赵佗在河北的祖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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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佗一气之下自立为南越武帝，与汉朝廷分庭抗礼。吕后有能力惹事没能力摆平，这反倒成全了南越，南越国此后在赵佗的经营下达到最强盛时期，闽越、西瓯、骆越曾一度舍汉朝而认南越为宗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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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文帝登基后，纠正了吕后的错误决定，恢复执行高祖时期对南越的优抚政策。公元前179年，汉文帝下诏请已经告老还乡的陆贾为太中大夫，带着诏书和厚礼再度去见赵佗。汉文帝的诏书情辞恳切，多慰勉而少指责，可说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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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佗也是性情直率的人，而且也没有雄霸天下的野心，就想守着自己的南越国好好过日子。读了诏书后，赵佗立即表示“愿奉明诏，长为藩臣，奉贡职”。陆贾顺利缓和了南越和汉之间的紧张关系，带着赵佗给汉文帝的回信和大批贡品，回长安复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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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贾第二次出使，赵佗再次对汉称臣，南越国与汉朝恢复了以前的关系。南越国虽然在名义上又成了汉的诸侯国，但在南越国内，赵佗仍以武帝自居，“窃如故号名”，而汉文帝表面上对南越采取怀柔政策，实际上并没有对其放松警惕。但无论如何，这次出使结束了汉朝和南越的敌对状态，恢复了友好往来和双边贸易，这对汉越双方都是利大于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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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抚完南边的南越，汉文帝把目光转向了北方的匈奴。对于匈奴，汉文帝一方面采取老办法“和亲”，在不断地将汉朝公主嫁到匈奴去的同时，还将内地人口迁往边疆，发展当地经济，保证边疆的兵力补给。另一方面，采取晁错的建议，“募民徙塞下”，积极建立防御政策，将一些奴婢、罪犯和平民迁徙到边塞屯戍，编以什伍，亦农亦兵，开后世屯田之先河。虽然匈奴屡次违背约定出兵犯边，但汉文帝以守为原则，很少主动挑事。公元前177年五月，匈奴右贤王又至上郡杀掠吏民，抢掠牲畜，文帝忍无可忍了，派丞相灌婴率八万轻骑逐匈奴于塞外，这是文帝时期唯一一次对匈奴的战争，取得了全胜。以汉当时的国力，未必打不过匈奴，但是国内刚安定，战争只会影响经济的发展，因此汉文帝只是命令边郡严饬武备。他甚至亲自出巡边境军营，检阅军队，却不轻易发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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