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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弗陵登基后，对帝位虎视眈眈的人并没有减少，相反，引发了更激烈的政治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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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昭帝即位的时候只有八岁，由他姐姐鄂邑长公主（盖长公主）进宫照顾，盖长公主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给汉昭帝介绍了很多女朋友。正好上官桀有个孙女，也就是霍光的外孙女。上官桀的儿子上官安就跟岳父霍光说把这个女孩送进宫去，霍光认为孩子还小，就没有答应。上官安见此路不通就走了另外一条路，去找盖长公主，最后愿望实现，上官桀的孙女进宫做了婕妤，上官桀的儿子上官安也因此被加封为骑都尉。又过了一个多月，上官氏就被封为皇后，这时她才只有六岁，成为汉代年龄最小的一位皇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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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光与上官桀原本就是姻亲，外孙女现在更成为皇后。这桩婚姻之所以成立，完全是因两人交情可靠的缘故。可是霍光的势力越来越大后，上官桀渐渐感觉内心不快。他起先还为亲家霍光的发迹庆幸，但眼看霍光日益飞黄腾达，心里开始颇不是滋味。由于霍光大权在握，上官桀经常有事要求他帮忙。霍光当然尽其所能地帮助上官桀，不过，帮忙总有个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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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长公主进宫照顾汉昭帝时，爱上了一个叫丁外人的门客。上官桀因为在孙女封后的事情上受了盖长公主的帮助，所以老想帮公主做点事，好拉近关系，于是就去求霍光把丁外人封为候。霍光回答他说：“有功者始得封为侯。”上官桀看霍光态度坚决，就降低了要求，说给封个光禄大夫的职位就可以。光禄大夫是枢密顾问官，位阶与九卿相等，是薪俸二千石的官职，有了这个地位，就能晋谒皇帝。因此，上官桀想要为盖公主的爱人争取到这个起码的职位。霍光却依然摇头拒绝：“朝廷待盖长公主不薄，相信她也不敢有所奢求才对……总而言之，这个原则是绝对无法变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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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光这一拒绝就得罪了两个人：上官桀和盖长公主。此时还有另一个人也对霍光产生了不满。御史大夫桑弘羊建立了盐铁专卖制和酒税法，为国家增加不少财富，可谓功高一等。他也为自己的亲戚要求官爵，同样被霍光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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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消息被燕王知道了。燕王作为汉武帝年长的儿子，汉武帝却没有传位给他，反而传给了最小的刘弗陵，他心里一直很不满，虎视眈眈地盯着帝位，这会儿正准备造反。为了增加造反成功的可能性，他打算拉拢桑弘羊和上官桀，于是，以燕王刘旦为首，上官桀和盖长公主为辅的造反团队成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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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上官桀的计划，要先利用燕王刘旦的身份，发动政变，在政变成功之后，再干掉燕王刘旦，由他自己来掌握大权。这个暂时联合起来的政治集团的主要目标就是霍光。公元前80年，上官桀、燕王刘旦等人加紧了政变的准备工作。燕王刘旦将夺取帝位的赌注压在上官桀身上，前后派遣十多人，带了大批金银珠宝，贿赂盖长公主、上官桀、桑弘羊等人，以求支持他夺取帝位。偏偏这个时候霍光增加了大将军麾下校尉（部队长）的人数。于是上官桀以燕王名义，提出了弹劾霍光之奏文：“霍光正在检阅京都兵备，京都附近道路已经戒严，霍光将被匈奴扣留十九年的苏武召还京都，任为典属国，打算朝匈奴借兵。所有这些，是为造反，为了他自己当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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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官桀已经计划好了，等到霍光休假的时候就把这封奏章送到昭帝手中，然后趁机宣布霍光的“罪状”，再由桑弘羊组织力量共同胁迫霍光辞职，从而废掉汉昭帝。然而计划没有变化快，这封举报信送到汉昭帝的手中后，就被汉昭帝扔在一边，看都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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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上早朝，霍光听说有人弹劾自己，就站在张贴汉武帝时所绘“周公辅成王图”的画跟前，也不进去。汉昭帝见霍光没来签到，就向大臣打听，上官桀乘机回答说：“因为燕王告发他的罪状，他不敢来上朝了。”昭帝听了没说话，直接朝霍光说：“我知道那封书信是在造谣诽谤，你是没有罪的。以你现在的实力，如果真的要造反，根本不用如此大动干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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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官桀等人的阴谋就这么流产，被十四岁的昭帝一针见血地拆穿，所有在朝大臣对昭帝这么小的年纪就有这样的智慧无不表示惊叹，同时霍光的政治地位也得到了稳固。上官桀等人的阴谋被揭穿之后，并没有放弃夺帝位的念头，他们也打算摆一回“鸿门宴”。由盖长公主设宴请霍光，到时候部署好伏兵，一举将之杀掉。除掉了霍光，皇帝根本不足为惧。然后废掉昭帝，改立燕王。然而“计划不如变化快”这句话再次发挥了神奇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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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光正准备去赴约呢，长公主门下一名管理稻田租税的官员燕仓向自己的上司杨敞（司马迁之婿）打了小报告，杨敞就转告了谏大夫杜延年，于是燕王造反的计划再一次失败。昭帝、霍光这回先发制人，将上官桀、桑弘羊等主谋政变的大臣统统逮捕，连同盖长公主的情人丁外人等，全被处死。盖长公主、燕王刘旦畏罪自杀。九岁的上官皇后因为年纪幼小，所以未被废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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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铁专营的制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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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汉高祖以来，长期的战争对社会的生产力造成了很大的破坏，经过几十年的休生养息，到汉武帝时经济得到了一定的复苏，但是几次出征匈奴几乎掏空了国库的一大半，因此皇帝不得已要向富商巨贾们借钱。当时汉朝的几个大富翁大多都经营有盐和铁的业务，文景帝时期吴王刘濞的经济收入来源之一就是煮盐。战国以后铁器成为农具的主流，具有广大的市场，因此，铁器的贩卖也具有高额利润。然而这些大富翁并没有强烈的奉献精神，既不肯为国家贡献自己的财力，也不帮国家分忧解难。在这种情况下，国民政策不可避免地要发生一些改变。在这里，不得不提到一个人物——桑弘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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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弘羊，洛阳人，出身商人家庭，他的幼年是在春秋时期的政治中心洛阳度过，洛阳作为一个传统的商业城市在当时已经有五万多户人居住，约三十万人口。政治和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文化的繁荣。桑弘羊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接触到的是各种各样不同的人，对社会各个阶层人的生活也比较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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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弘羊是汉朝的经济奇才，自十三岁入宫，到燕王之变被杀，共从政六十余年，其中五十多年都在武帝时期。可以说，桑弘羊的主要作为都与汉武帝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决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在桑弘羊总管国家财政期间，为了彻底解决财政困难问题，桑弘羊制定或修订、实施了诸如机构改革、盐铁官营等一系列新的财经政策，大幅度增加了政府的经济收入，为武帝继续推行文治武功事业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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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141年，汉武帝刘彻继承帝位，不久便在茂陵为自己修建陵墓，并准备把各地的豪富迁到茂陵邑（今陕西兴平东南）去，桑弘羊一家也在被迁之列。他随驾离开洛阳，经长安前往茂陵，到长安时因精于心计被选入宫，成为武帝的侍中（亲随）。侍中是个小官，管理皇帝的日常生活事务，但由于可以经常陪在皇帝身边办事，很多豪门富室都羡慕这个官职，都想为自己的子弟谋得这一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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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正是汉武帝出征匈奴时期，充足的战争经费是战胜匈奴的一个重要保障。连年战争增加了财政支出，除了要准备充分的粮草、武器、战马供应外，还要对作战胜利后的官兵进行赏赐，对归降者进行生活安排。加上其他方面的巨额财政支出，武帝初年的财政蓄积消耗得很快。公元前129年，大农令（财政经济大臣）郑当时迫于财政压力决定对商人的车船征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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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127年，建立朔方郡，参加筑城的人有十几万，费用达数千亿钱。除此之外，对打了胜仗的官兵赏赐的黄金总共二十余万斤（黄金一斤值一万钱）。这几次折腾下来，郑当时一看年度财务报告，顿时内心就有些崩溃，立马向汉武帝报告：国库的钱不够用了。他建议采取用钱买官及赎罪的办法增加财政收入。武帝同意了这个建议，于是各位大臣开了个会，设定了花钱买官的等级和钱数：“武功爵”十一级，最低一级值钱十七万，其他各级依次提高，最高可以买到第八级，九级以上专用于奖励军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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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征车船税和设“武功爵”虽然改善了朝廷的财政状况，但是“治标不治本”，根本问题并没有真正得到解决。这时桑弘羊站出来，提出了打击大富豪势力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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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119年，武帝立即任命桑弘羊担任大农丞，“尽管天下盐铁酒粮之事”，实行垄断经营盐、铁、酒买卖，国家经营公田。盐、铁、酒的经营权收归国有后，财政收入增长很快，“一岁之中，太仓、甘泉仓满。边余谷诸物均榆帛五百万匹。”虽然那会儿不考核地方官员的业绩，但是从打仗不缺钱粮，骑兵不缺马匹的情况来看，中央的财政收入还是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但是，这个建议有一个缺点，因为盐和铁自古以来都是生活必需品，这下一垄断价格就猛涨，有的地方的人因为吃不起盐，身上出现浮肿；同样因为垄断，铁器的制造质量严重下降，农具不堪一用。还有更严重的问题，行业垄断出现官商勾结，贪污腐败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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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武帝晚年，经过汉王朝的连年出击，匈奴基本上被打老实了，很少侵犯边疆。另外，由于长期垄断盐、铁、酒的经营，导致农民意见很大，身体健康出现状况就算了，连农具都出现问题，形成恶性循环。“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很多地方开始出现暴乱，人民群众的不满越来越严重。于是，政策又发生了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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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89年，武帝下令，禁绝苛暴，不得擅兴赋役，应致力农耕。这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汉初的“与民休息”政策，但由于触动了贪污腐败分子的利益，朝廷内部意见并不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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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帝即位后，托孤大臣霍光为了保证“与民休息”政策的实行，于公元前81年二月下诏，命丞相田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等人下基层访问民间疾苦，贤良文学之士的意见和桑弘羊意见相反，他们就当时汉王朝的一系列政策和国情进行了辩论。这就是有名的盐铁之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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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辩论会上，辩论双方发生了激烈争吵。贤良文学派的意见是，盐、铁、酒专卖属于与民争利，搞得人民群众都吃不起盐了。桑弘羊则认为，盐、铁、酒禁是“国家大业”，怎么能轻易取消？“制四夷，安边足用之本”，意思是保证国家的和谐稳定需要大量的资金；“丰年贮积以乏绝，凶年岁俭则行币物，赈困乏而备水旱”，收成好的年份可以囤积财务为意外做准备，时不时发个旱灾水灾也需要国家颁发救灾物资的。这么多事情，国库没有资金怎么办？桑弘羊在辩论会上引经据典，站在国家利益的角度，义正词严，贤良文学之士们哑口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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