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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汉书·杨恽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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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对于“铁券丹书”以及“封爵之誓”的分析，参见拙著《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第六章第一节之三“封爵之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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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对于这个问题的详细研究，参见拙文《论〈史记〉叙事中的口述传承——司马迁与樊它广和杨敞》，刊于《周秦汉唐文化研究》第四辑，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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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史记·项羽本纪》：“项王身亦被十余创，顾见汉骑司马吕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马童面之，指王翳曰：‘此项王也。’项王乃曰：‘吾闻汉购我头千金，邑万户，吾为若德。’乃自刎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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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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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收于田余庆著《秦汉魏晋史探微》，中华书局，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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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刊于《史学集刊》201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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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参见藤田胜久文《秦始皇と諸公子について》，刊于《愛媛大学法文学部論集第十三号》，人文学科編，2002年；同氏著《项羽と刘邦の时代——秦汉帝国兴亡史》第三章《陳渉·呉広の叛乱》，讲谈社，2006年；并参见拙著《秦谜》第四案（二）“扶苏与他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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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史记·陈涉世家》：陈胜、吴广杀押解的县尉聚众起义，“召令徒属曰：‘公等遇雨，皆已失期，失期当斩。藉弟令毋斩，而戍死者十六七。且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徒属皆曰：‘敬受命。’乃诈称公子扶苏、项燕，从民欲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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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参见拙著《秦崩》第四章之四“贵族后裔陈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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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参见拙著《秦崩》第四章之五“陈胜、吴广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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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商水县文物管理委员会《河南商水县战国城址调查记》，刊于《考古》1983年第9期。据该调查，扶苏城属于战国晚期以来的古城遗址，可能是陈胜的出生地阳城故址。扶苏城遗址北城墙残存，城内出土刻有疑似“楚”字带孔方砖一块，另有四片戳印大篆文“扶苏司工”的陶片。扶苏墓，在扶苏城东南150米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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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亡：从项羽到韩信 尾声 失人心者失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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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完《楚亡》以后，项羽为什么失败的问题一直盘旋在我的脑际，千头万绪，千言万语，不知从哪里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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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羽二十四岁随同叔父项梁起兵会稽，成为楚军副将。二十七岁在巨鹿全歼秦军主力，主宰天下自封西楚霸王。二十八岁以三万精兵击溃五十六万刘邦联军，达到军事生涯的顶峰。三十一岁垓下战败，亡走乌江自杀身亡。他那短暂的一生，宛如流星划过长空，辉煌炫目，转瞬即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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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总结项羽的一生说，秦末群雄并起，争夺天下的豪杰不可胜数。项羽没有尺寸的封土领地，乘势崛起于里巷民间，不过三年时间，统领六国联军灭亡秦朝，号令天下分封王侯，被称为“霸王”。地位虽然不长久，也是近代以来未曾有过的事情。不过，项羽背弃关中回到楚国，放逐义帝自立为王，当各国纷纷仿效而背叛他时，他却怨恨不解，不也是自困自恼吗？以功高自傲，行事逞一己的私见而不师法古人，一意以武力经营天下，自称霸王之业。不过五年时间，国破家亡，身死东城，至死不觉悟、不反省、不自责，大错啊！他宣称“这是天要亡我，而不是用兵的罪过”，岂不荒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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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司马迁的总结中，明确地指出了项羽之所以失败的四个原因。一、背弃关中回到楚国，是说项羽不继承秦国西都关中，而是自王梁楚东都彭城，犯了战略地理的错误。二、放逐义帝自立为王，是说项羽不能妥善对待旧主楚怀王，引发以下克上的政治风潮，犯了政治伦理错乱的错误。三、以功高劳厚自傲，行事逞一己的私见而不师法古人，是说项羽犯了固执己见、不向历史学习的错误。四、一意以武力经营天下，自称霸王之业，是说项羽犯了迷信武力而忽视政治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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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的总结，写于项羽败亡百年以后，是历史学家整理文献、回顾往事的结论。在项羽败亡五年以前，伟大的军事家韩信曾经精辟地分析过项羽的为人行事，预测项羽将会由强转弱，最终败亡。韩信的分析和预测，见于他出任汉军大将前向刘邦呈述的灭楚战略方策——“汉中对”。在“汉中对”中，韩信陈述项羽必败的原因说：“项羽虽然称霸天下臣服诸侯，却不据有关中而定都彭城，这是他的第一个失误（战略地理）；项羽背弃怀王之约，以自己的好恶裂土封王，诸侯心中不服，这是他的第二个失误（分配不公）；项王将旧主怀王驱逐到江南，新封诸侯纷纷效仿，也都驱逐旧主，抢占肥美的土地，这是他的第三个失误（政治伦理错乱）；项王所到之处，没有不摧残破灭的，百姓都怨恨，人民不亲附，只不过迫于威势，勉强服从而已，这是他的第四个失误（迷信武力）[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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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韩信和司马迁对项羽败亡原因的分析，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两人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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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是历史学家，他从前后贯通的历史视野，补充了项羽固执己见和不向历史学习的错误，在《史记》的其他篇章中，他曾经多次批评项羽不采纳范增的意见和不学习周秦成功的经验，进一步做了具体的说明[3]。韩信是历史的当事人，“汉中对”是韩信当面呈述给刘邦的灭楚方略，其中强调项羽背弃怀王之约分配不公的过失，是直接针对刘邦被分封到巴蜀汉中而言的，是站在刘邦的立场强调反楚的法理依据，未必是项羽的败因。如果从总结历史教训的角度上看，鸿门宴没有诛杀刘邦，大分封没有对刘邦采取更为严厉的防范措施，比如将刘邦分封到巴蜀而不追加汉中，才是项羽败于刘邦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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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在总结了导致项羽败亡的四大原因后说：在不过五年时间内，项羽国破家亡，身死东城，至死不觉悟、不反省、不自责，还宣称“这是天要亡我，而不是用兵的罪过”，岂不荒谬！他通过批评项羽的谬误，引出了天意的话题，委婉指出并非是天要亡你，而是另有原因。韩信则简洁明确，他在指出导致项羽败亡的四大原因后说：“从整体上来看，项王名义上是天下的霸主，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天下的人心，所以，他的优势容易转化为劣势。”他睿智地阐述了自己的见解：失人心者失天下，人心的向背是命运转化的决定性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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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信上“汉中对”时，楚汉战争尚未爆发，项羽携分封天下的威势，手握重兵，坐镇彭城，君临天下，正处在西楚霸王的极盛峰巅。在这个时候，韩信为什么会说项羽已经失去了天下的人心呢？这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实有所指，指的是项羽新安坑杀二十万秦军降卒，首先失去了秦国人心的事情。他在“汉中对”的后半段中明确指出：“二十万将士，在新安被项王使诈坑杀，唯有章邯、司马欣、董翳三人脱逃，秦人怨恨这三个人，痛入骨髓。如今，项王以威势封三人为王，得不到秦人的拥护和爱戴”，换来的是秦人的背离和仇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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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秦崩》中写道：“新安坑杀降卒，使项羽失去了秦国，断绝了项羽入关以后在关中立足的可能。新安坑杀降卒，埋下秦国人民仇恨项羽的种子，使秦国军民从此敌对项羽。二十万秦军被坑杂于新安地下，数百万敌对军民被人为地制造出来。在尔后的楚汉战争中，秦国军民死心塌地跟随刘邦与项羽血战死斗，关中成为刘邦稳固的根据地，秦人秦军成为汉军的主力部队，归附刘邦的秦军将士们最后追击项羽至乌江岸边，将项羽分尸斩首，种种曲折历史的根源，都可以追溯到这里。可以说，新安坑杀秦军降卒，是项羽一生中最大的政治失误，是项羽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失败的起点。”[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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