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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秦之变”是公认的中华文明“分水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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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周王朝所建构的宗法政治和小共同体社会，伴随着春秋时代的礼崩乐坏而渐趋瓦解，“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的剧烈变动驱动着中国社会走向了列国兼并的战国时代，旧秩序的瓦解又催生了“百家争鸣”探索新秩序的思想活跃期。直至商鞅变法，僻处西戎的秦国完成了以吸纳“三晋”先进文化为主题的改制更化，“成文法”“流官制”“军功爵制”“郡县体制”等，都在这场变革之中，随着秦军的东出而扩散弥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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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长达数百年的巨大变革，一般均认为以秦始皇统一六国为节点，即告一段落，“周秦之变”以秦制的全面推行和底定而终结。自此之后，中国社会陷入“朝代循环”，直至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的武力入侵终止了这长达两千年的历史循环，也让中国遭遇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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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秦之变”与两千年帝制之间形成了怎样的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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姊妹篇《秦砖》与《汉瓦》，正是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又不止于回答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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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砖》以商鞅变法为起点，下至秦朝灭亡，绘制了一条制度的变化主线，一条缓慢而坚定地在旧有周制诸侯国组织格局下，逐步调试变化的主线。简言之，解答了在“周秦之变”的过程中，“周”何以变为“秦”，借助出土的简牍资料，勾勒出一幅秦朝制度完全体的图景，并得出一个显而易见的结论，即后世延续两千年的王朝体制，在秦代仍未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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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为标准，则传统意义上的“周秦之变”，无论在政治制度上，还是在社会结构层面上，都需要将下限后移，直至昭、宣之后，方才具备了班固在《汉书·百官公卿表》中绘制的“秦制轮廓”，如三公九卿、郡县二级政区，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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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秦制轮廓”或者说“汉制”是过去两千年间史家研究的重点，近世以来固然有大量汉简出土，但对于整个认识框架仍是补充大于冲击。限于篇幅，《汉瓦》并没有复制《秦砖》的写作模式，对“汉制”作全面的解剖，而是侧重于解答“何以至此”或者说“因何而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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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言之，《秦砖》的主要任务是解答“秦制是什么”，而《汉瓦》则侧重于探索“秦制为什么变为汉制”的答案，也就是“周秦之变”后半段的变化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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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周秦之变”的终点是“王朝循环”，而秦朝脱胎于周朝的西陲诸侯，固然采取了“吏治国家”的形式，却仍对“血缘贵族”传统保持了极大的尊重，秦始皇接续天命、传之万世的梦想，摆出的更是一副历史终结者的姿态，这与“王朝循环”完全是不相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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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开启这个循环的，其实是汉高帝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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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儒生陆贾对他称道诗书，这位刚刚平定天下的成功者下意识的反应竟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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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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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氏天下从何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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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暴力取得，拥有最强的暴力，就可以宰割天下，建立刘氏王朝，这个逻辑与秦始皇并无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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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无论是传说中的尧舜禅让，还是三代之治，莫不是古之圣贤传国或是有土诸侯的有道伐无道，哪怕嬴秦统一，也是数百年的诸侯后嗣，这份“高贵血脉”的资本，搭配着“五德终始说”的天命转移，终究还是在三代以降“传统社会”的框架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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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观刘邦开创的汉朝，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与“传统”彻底割裂的“家天下”。正因为如此，陆贾才留下了流传千古的劝谏之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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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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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的潜台词非常清晰，那就是马上可得之，自然也可失之于马上。通俗地说，暴力优势只是统治的一部分，其保质期的长短与治理方式直接相关，这也是刘邦身处的时代，最清醒的政治家们对于现实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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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后人，回望这个“第一个”，如果只跟随司马迁、班固的笔触，体会刘邦、项羽、韩信、张良、陈平等人的翻云覆雨和奇谋妙策，得出一个又一个类似于“性格决定命运”的经验教训，无疑就低估了这个时代对于中国历史的深远影响，更看轻了这一个个局中人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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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的选择也好，制度的安排也罢，其中的动因绝不是遵循着某种前置的人设而刻意设置的戏剧化桥段。那么，历史何以至此，就绝不是一个基于人设“关键词”而形成的解释学故事。所有的真相，都要回到史料细节中，还原每一个局中人所处的环境、背景，一步步地探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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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此，《汉瓦》一书虽然没有设置专章讨论制度沿革和权力运行，却自始至终贯穿着制度的背景，即无论楚、汉，都不是在登上历史舞台的一刻，就是人为规划出的“新制度”完全体；事实恰恰相反，作为“旧制度”中人，马上得天下的凭借，恰恰是“旧制度”和“传统”的一部分，如同一个生物的进化历程，前代的基因是基础，却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发生“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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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究竟是哪一部分被保存和发扬光大，又有哪些部分被扬弃退化，追根溯源，其实在组织建立之初的组织形态，聚焦汉王朝的“洪业”，根子就在王朝的缔造者刘邦身上。以他的出身、婚姻、学识、宦历为基础，生发出一张人际关系大网，将我们耳熟能详的“丰沛元从”“砀泗楚人”等功臣豪杰网罗其中，当这些人际关系化身为权力互动，就构成了汉帝国制度的基石柱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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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不过，在深入梳理这些经纬脉络之前，我们更应该提出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所熟知的“集团”“事件”“人物”的历史本相是否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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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这些“结论”的熟识，如同一片片“瓦片”，置身于层楼之下，形成层垒的思考基点，却让我们忘记了这些结论本身也只是“观点”“视角”，而非“事实”或“真相”。当我们满足于这些“瓦片”，继续向上堆砌汉代历史的认知大厦时，就会发现，历经之后60年的制度嬗变，高、惠、吕、文、景五个时代的变量叠加，因果律常常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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