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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无论是传说中的尧舜禅让，还是三代之治，莫不是古之圣贤传国或是有土诸侯的有道伐无道，哪怕嬴秦统一，也是数百年的诸侯后嗣，这份“高贵血脉”的资本，搭配着“五德终始说”的天命转移，终究还是在三代以降“传统社会”的框架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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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观刘邦开创的汉朝，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与“传统”彻底割裂的“家天下”。正因为如此，陆贾才留下了流传千古的劝谏之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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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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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的潜台词非常清晰，那就是马上可得之，自然也可失之于马上。通俗地说，暴力优势只是统治的一部分，其保质期的长短与治理方式直接相关，这也是刘邦身处的时代，最清醒的政治家们对于现实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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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后人，回望这个“第一个”，如果只跟随司马迁、班固的笔触，体会刘邦、项羽、韩信、张良、陈平等人的翻云覆雨和奇谋妙策，得出一个又一个类似于“性格决定命运”的经验教训，无疑就低估了这个时代对于中国历史的深远影响，更看轻了这一个个局中人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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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的选择也好，制度的安排也罢，其中的动因绝不是遵循着某种前置的人设而刻意设置的戏剧化桥段。那么，历史何以至此，就绝不是一个基于人设“关键词”而形成的解释学故事。所有的真相，都要回到史料细节中，还原每一个局中人所处的环境、背景，一步步地探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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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此，《汉瓦》一书虽然没有设置专章讨论制度沿革和权力运行，却自始至终贯穿着制度的背景，即无论楚、汉，都不是在登上历史舞台的一刻，就是人为规划出的“新制度”完全体；事实恰恰相反，作为“旧制度”中人，马上得天下的凭借，恰恰是“旧制度”和“传统”的一部分，如同一个生物的进化历程，前代的基因是基础，却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发生“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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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究竟是哪一部分被保存和发扬光大，又有哪些部分被扬弃退化，追根溯源，其实在组织建立之初的组织形态，聚焦汉王朝的“洪业”，根子就在王朝的缔造者刘邦身上。以他的出身、婚姻、学识、宦历为基础，生发出一张人际关系大网，将我们耳熟能详的“丰沛元从”“砀泗楚人”等功臣豪杰网罗其中，当这些人际关系化身为权力互动，就构成了汉帝国制度的基石柱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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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不过，在深入梳理这些经纬脉络之前，我们更应该提出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所熟知的“集团”“事件”“人物”的历史本相是否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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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这些“结论”的熟识，如同一片片“瓦片”，置身于层楼之下，形成层垒的思考基点，却让我们忘记了这些结论本身也只是“观点”“视角”，而非“事实”或“真相”。当我们满足于这些“瓦片”，继续向上堆砌汉代历史的认知大厦时，就会发现，历经之后60年的制度嬗变，高、惠、吕、文、景五个时代的变量叠加，因果律常常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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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基于此，《汉瓦》即聚焦于刘邦、项羽、吕雉、项梁、熊心、韩信、魏豹、曹参、周勃、刘恒等大家熟悉的名字，在史书字缝之中，一片一片地复原、审视我们耳熟能详的“汉瓦”，就如同《秦砖》一样，固然有很多的结论会“反常识”，却绝不会“反科学”，已然足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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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瓦：西汉王朝洪业启示录 第一章 其实你一点儿都不了解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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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邦这个人，出生在战国，出仕在秦朝，又建立了西汉，人生可谓丰富多彩，早年的经历却是扑朔迷离，史书中笔墨稀少，殊不知，这些最基本的事实才是刘邦真正的“本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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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他是魏人，还是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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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邦的先祖，史书中追溯得很远，确切可知的先人，应该始自春秋时期晋国的名臣士会，也称“范武子”，是“范氏”的始祖，他在出使秦国迎接公子雍回国受阻后，曾留居秦地，并留下了一支子孙，称“刘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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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刘氏”在秦国并没有涌现出名留青史的人物，反倒在三家分晋后诞生的新霸主魏国的进攻中被掳，移居魏国，又在秦国崛起之后，随魏惠王从旧都安邑迁居大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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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战国末年，为了避秦之围，“刘氏”的一支迁徙到了丰邑，一个地处魏、楚交界的繁盛之地。到了刘邦这一代，更是走出了丰邑，活跃在泗水之滨的沛县，这里，在秦灭六国之前是毫无疑问的“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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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人们的印象之中，刘邦的“楚人”身份非常时髦，诸如“用楚爵”“好楚服”“观楚舞”“唱楚歌”之类的证据不胜枚举，但是，“丰，故梁徙也”也是板上钉钉的事实，汉家天子又是如何理解自己的“国籍”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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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史记·封禅书》中有一条有趣的材料揭晓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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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置祠祝官、女巫。其梁巫，祠天、地、天社、天水、房中、堂上之属；晋巫，祠五帝、东君、云中、司命、巫社、巫祠、族人、先炊之属；秦巫，祠社主、巫保、族累之属；荆巫，祠堂下、巫先、司命、施糜之属；九天巫，祠九天；皆以岁时祠宫中。[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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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邦在长安设置了祠祝官和女巫，其中包含“梁巫”“晋巫”“秦巫”“荆巫”，也就是不同地理区域的巫，分别祭祀各路神祇，显而易见的是，“梁巫”地位最高，负责“祠”天、地等，而“荆巫”排位最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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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条记载，《史记集解》中注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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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劭曰：“先人所在之国，及有灵施化民人，又贵，悉置祠巫祝，博求神灵之意。”文颖曰：“巫，掌神之位次者也。范氏世仕于晋，故祠祝有晋巫。范会支庶留秦为刘氏，故有秦巫。刘氏随魏都大梁，故有梁巫。后徙丰，丰属荆，故有荆巫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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