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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不过，在深入梳理这些经纬脉络之前，我们更应该提出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所熟知的“集团”“事件”“人物”的历史本相是否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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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这些“结论”的熟识，如同一片片“瓦片”，置身于层楼之下，形成层垒的思考基点，却让我们忘记了这些结论本身也只是“观点”“视角”，而非“事实”或“真相”。当我们满足于这些“瓦片”，继续向上堆砌汉代历史的认知大厦时，就会发现，历经之后60年的制度嬗变，高、惠、吕、文、景五个时代的变量叠加，因果律常常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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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基于此，《汉瓦》即聚焦于刘邦、项羽、吕雉、项梁、熊心、韩信、魏豹、曹参、周勃、刘恒等大家熟悉的名字，在史书字缝之中，一片一片地复原、审视我们耳熟能详的“汉瓦”，就如同《秦砖》一样，固然有很多的结论会“反常识”，却绝不会“反科学”，已然足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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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瓦：西汉王朝洪业启示录 第一章 其实你一点儿都不了解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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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邦这个人，出生在战国，出仕在秦朝，又建立了西汉，人生可谓丰富多彩，早年的经历却是扑朔迷离，史书中笔墨稀少，殊不知，这些最基本的事实才是刘邦真正的“本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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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他是魏人，还是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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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邦的先祖，史书中追溯得很远，确切可知的先人，应该始自春秋时期晋国的名臣士会，也称“范武子”，是“范氏”的始祖，他在出使秦国迎接公子雍回国受阻后，曾留居秦地，并留下了一支子孙，称“刘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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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刘氏”在秦国并没有涌现出名留青史的人物，反倒在三家分晋后诞生的新霸主魏国的进攻中被掳，移居魏国，又在秦国崛起之后，随魏惠王从旧都安邑迁居大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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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战国末年，为了避秦之围，“刘氏”的一支迁徙到了丰邑，一个地处魏、楚交界的繁盛之地。到了刘邦这一代，更是走出了丰邑，活跃在泗水之滨的沛县，这里，在秦灭六国之前是毫无疑问的“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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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人们的印象之中，刘邦的“楚人”身份非常时髦，诸如“用楚爵”“好楚服”“观楚舞”“唱楚歌”之类的证据不胜枚举，但是，“丰，故梁徙也”也是板上钉钉的事实，汉家天子又是如何理解自己的“国籍”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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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史记·封禅书》中有一条有趣的材料揭晓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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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置祠祝官、女巫。其梁巫，祠天、地、天社、天水、房中、堂上之属；晋巫，祠五帝、东君、云中、司命、巫社、巫祠、族人、先炊之属；秦巫，祠社主、巫保、族累之属；荆巫，祠堂下、巫先、司命、施糜之属；九天巫，祠九天；皆以岁时祠宫中。[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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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邦在长安设置了祠祝官和女巫，其中包含“梁巫”“晋巫”“秦巫”“荆巫”，也就是不同地理区域的巫，分别祭祀各路神祇，显而易见的是，“梁巫”地位最高，负责“祠”天、地等，而“荆巫”排位最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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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条记载，《史记集解》中注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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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劭曰：“先人所在之国，及有灵施化民人，又贵，悉置祠巫祝，博求神灵之意。”文颖曰：“巫，掌神之位次者也。范氏世仕于晋，故祠祝有晋巫。范会支庶留秦为刘氏，故有秦巫。刘氏随魏都大梁，故有梁巫。后徙丰，丰属荆，故有荆巫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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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就是，这些国别的“巫”，正是刘邦祖先迁徙所在之国：先祖范氏世代在晋国出仕，所以有“晋巫”；范氏支流在秦国为刘氏，所以有“秦巫”；刘氏随着魏国迁都大梁，所以有“梁巫”；后人徙居丰邑，丰邑又属荆地，所以有“荆巫”。整体来看，就是刘邦祖先迁徙的时间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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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古代注家并没有解释“梁巫”为何居于首位，毕竟，论仕宦显赫，应以“晋巫”为尊；论分宗得氏，应以“秦巫”为先；论乡情亲厚，应以“荆巫”为重，这个安排，理由何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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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就是“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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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刘邦祭祖考——兼论春秋战国以来的社会变革》一文中，李祖德考证指出，刘邦祖先自前430年被魏国虏获，移居大梁后，一直到刘邦祖父于前275年因躲避秦国进攻而迁楚国丰邑，前后在大梁生活了155年，此时，距刘邦出生还有19年或28年。[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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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一直到前209年刘邦起兵，其家族在丰邑生活了66年，正因为刘邦家族在丰邑的时间并不长，所以，刘邦葬在丰邑的先人，只有刘邦祖父“丰公”一代，故此，《汉书·高帝纪》中称“其迁日浅，坟墓在丰鲜焉”，而“坟墓”所在地在先秦时代，有着远比居住地更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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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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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鲁，坟墓所处，父母之国，国危如此，二三子何为莫出。[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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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国临难时，孔子说，国家危难时刻，我们要挺身而出，理由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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