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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批评很直白，如果刘邦亲生母亲的本姓有记录传世，司马迁怎么可能不去记载？还能等到皇甫谧这个晋朝人从谶纬书中杜撰名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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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些毫无根据的记录，在后世流布四方的家乘之中，反而被发扬光大，比如刘根深在《〈刘氏族谱〉对刘邦事迹的记述》[59]一文的序言中一一罗列了“大梁普通元年所撰”的《刘氏族谱》关于刘邦世系、生卒、配氏、陵墓的信息，其间言之凿凿，故而传播甚广，但若以专业眼光看待，相关信息已近乎荒诞，实难采信，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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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吕氏、戚氏、薄氏，均葬于江南仙华山下，黄龙出洞形，坐东向西。子三，盈、恒、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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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高祖刘邦葬沛县白良村，黄龙落海形，丁山癸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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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邦的“长陵”至今犹在陕西省咸阳市，系与吕后合葬墓，而在《刘氏族谱》中，不但夫妻分离，还将刘邦陵寝迁到了沛县白良村，要知道，刘邦祖父迁丰，陵墓即在丰邑，而刘邦称帝后，升丰邑为丰县，与沛县并立，就算是归葬家乡祖茔，也应该在丰县，而非沛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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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何况，刘邦之子息何止三人，封王者即有八位，且无一个叫“刘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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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族谱”记录相对于个人生命固然久远，相对于历史长河而言，却往往过于短暂，在追述先祖时，常以讹传讹，对于研究者而言，需要审慎分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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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对于刘邦父祖名字，根本没有可信正史记录的问题，首先需要讨论的并不是“孰是孰非”，而是为什么司马迁和班固都没有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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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回答这个问题，先得看“先例”，而能够给汉高祖作“先例”的，不是《周礼》《仪礼》，因为那是传说中周天子的故事，他是皇帝，是有史以来的第三位皇帝，那么，秦始皇和秦二世给他提供了怎样的先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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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秦始皇本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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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尊庄襄王为太上皇。[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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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事件为里耶秦简8-455号木方，即《秦更名方》第二栏第十六列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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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王为泰上皇。[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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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父，再看母，见《史记·秦始皇本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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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年……秦王之邯郸，诸尝与王生赵时母家有仇怨，皆坑之。秦王还……始皇帝母太后崩。[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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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为秦王政十九年，尚未统一列国称帝之时，而用字上一反常态，主语连续两个秦王，至其母崩时，则用“始皇帝母太后”这六个字，应为追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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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此，在《史记·吕不韦列传》中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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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皇十九年，太后薨，谥为帝太后，与庄襄王会葬茝阳。[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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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索隐》注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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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劭云“秦不用谥法，此盖号耳”，其义亦当然也。始皇称皇帝之后，故其母号为帝太后，岂谓诔列生时之行乎！[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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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劭说秦国不用“谥法”，“帝太后”肯定不是当时的谥号，而且秦始皇称帝在后，追封为“帝太后”才有可能，活着的时候肯定没有这个称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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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与秦国的宣太后、唐太后、夏太后、华阳太后不同，史书中未见“帝太后”生前的称号，而“帝太后”，也并非谥号，应该是“始皇帝母太后”的简称，而其本姓，也根本无从稽考，考虑到秦王政灭赵后即至邯郸对母家仇人进行了大屠杀，或许就有抹除母族痕迹的意图，从而从根源上消除了历史记录，以至于司马迁也无从采访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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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如此，《吕不韦列传》的记载才会屡屡出现矛盾之语，其他与《秦始皇本纪》相互抵牾者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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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让人惊讶的是秦二世，他继位之后，唯一相关的举措，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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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世下诏，增始皇寝庙牺牲及山川百祀之礼。令群臣议尊始皇庙。群臣皆顿首言曰：“古者天子七庙，诸侯五，大夫三，虽万世世不轶毁。今始皇为极庙，四海之内皆献贡职，增牺牲，礼咸备，毋以加。先王庙或在西雍，或在咸阳。天子仪当独奉酌祠始皇庙。自襄公已下轶毁。所置凡七庙。群臣以礼进祠，以尊始皇庙为帝者祖庙。皇帝复自称‘朕’。”[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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