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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下这个逻辑，礼制的核心是皇帝本人，他定义了王朝，甚至定义了祖宗，而非反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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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考察了先例之后，再来看刘邦的礼制建构，就会发现诸多对秦制的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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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袁山松书》记录蔡邕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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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承亡秦灭学之后，宗庙之制，不用周礼。每帝即世，辄立一庙，不止于七，不列昭穆，不定迭毁。[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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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汉朝建立之后，并没有按照周礼“天子七庙”的规制来追尊、迭毁，即上文中的“迭毁”，这个规矩，其实是从汉高帝刘邦开始的，见《汉书·高帝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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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高帝十年）秋七月癸卯，太上皇崩，葬万年……八月，令诸侯王皆立太上皇庙于国都。[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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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见《汉旧仪补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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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帝母，兵起时死小黄北，后于小黄作陵庙。先媪已葬陈留小黄。[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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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上皇“太公”死后，长安与各诸侯王国都都建立了“太上皇庙”，刘媪死后，在墓地建了陵庙，当然，“太公”的陵墓也有庙，这是个“标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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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父母之上，刘邦没有追尊任何的祖先，“天子七庙”也没有凑，“丰公”仍旧是“丰公”，再往前的祖先连“称号”都不见于记载，这都说明，刘邦并不是因为不知道自己亲爷爷的名字而忽略，而是根本就没有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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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下秦始皇、秦二世的逻辑，除了父母与他的“帝业”有关，应该享受陵庙的祠祭，之前的祖先没有资格享受“帝业”的尊荣，以巫鬼祭祀的方式沾沾光就够了，所以才采取了祖先迁徙国别的地域巫婆祠祭众神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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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就意味着，“丰公”和“太公”都不是刘邦称帝后给予的“尊号”，当然，情况不同，有尊崇“丰公”的功夫和意愿，刘邦直接追封皇帝不就好了，再不济，追封诸侯王、列侯也是可以的，比如吕后之父吕公，汉元年封临泗侯，吕后元年追封为吕宣王，外姓尚且可以如此，何况亲祖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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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太公”则被尊为“太上皇”，按照刘邦的说法，这也才是“号”，因为《汉书·高帝纪》中收录了当时的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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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五月丙午，诏曰：“人之至亲，莫亲于父子，故父有天下传归于子，子有天下尊归于父，此人道之极也。前日天下大乱，兵革并起，万民苦殃，朕亲被坚执锐，自帅士卒，犯危难，平暴乱，立诸侯，偃兵息民，天下大安，此皆太公之教训也。诸王、通侯、将军、群卿、大夫已尊朕为皇帝，而太公未有号。今上尊太公曰太上皇。”[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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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这里有两个重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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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人道之极也，即父子至亲，这个说法与郭店楚简帛书中提到的儒家“六伦”很像，但却与“宗法制”背道而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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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诏书中已经称皇父为“太公”，可见这个称号早已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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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楚汉之争中，项羽将烹太公时曾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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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汉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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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项羽已言“太公”，而刘邦的答词，既有“吾翁”，又有“若翁”“而翁”，属于口语对答，可见，“太公”大概是在刘邦当皇帝前已有的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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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太公”和“丰公”又因何得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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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往的解释，常说“公”是对男性老人的尊称，但“丰”字尚可解释为地名，“太”字加“公”做何解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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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是，楚汉之际确实有丁固也称丁公，应为尊称之意，但实与姓氏连称，而与地名联系的“公”，史籍所见，多为封君、官职，如叶公、沛公、鲁公等，则“涉魏而东”的“丰公”很有可能是率领魏国移民至丰邑后，因功被楚国封为“邑公”而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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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丰公”是“邑公”之职，且包山楚简和望山楚简中，都有“里公”祝祷的简文，祭祀明显是楚国基层官吏的要务，“丰公”之孙刘邦才能“少时常祭枌榆之社”，即作跟随参与祭祀解，而随着年龄增长以及“丰公”的去世，“太公”很可能并非嫡长而不得继嗣，那么，作为“里人之中子”的刘邦，自然难有资格再去参与“邑人”的四时正祭，尤其是他“分家”之后，行程过远，便是祷祠也很难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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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太公”痴迷市井生活，又与卢绾之父“相爱”，且有“里人”持羊酒相贺，可见“太公”在里中颇受人爱戴，这也意味着他很可能因为不得继嗣为官，所以生活圈子远比“丰公”为小，否则“刘泽”“刘贾”和“萧何”作为亲戚和同邑人，不应该没有早期交往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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