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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黔首”对应的是“新地”，也就是新征服的地区，官吏称为“新地吏”，与之相对应的概念是“故地”“故徼”的界限，即秦发动统一战争之前的旧疆，在睡虎地秦墓竹简中，这个区域往往被概括为“内史、十二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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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黔首”是秦国的“新国民”，相对于秦制施行已久的内史、十二郡，这些新设郡县出现了诸多的新问题，比如“吏”的缺员，文化、文字、语言的差异等。所以，秦朝中央下达了一系列的专门指令，来对这些区域进行洗刷同化，比如岳麓书院藏秦简中的《新黔首挟兵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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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47：新黔首公乘以上挟毋过三剑，公大夫、官大夫得带剑者，挟毋过各二剑，大夫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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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76：得带剑者，毋过一剑，皆毋得挟它兵，过令者，以新黔首挟兵令论之。十一。[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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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过来就是：新黔首爵位在公乘以上的拥有剑不得超过三把，公大夫、官大夫被允许佩剑者，拥有剑不得超过两把，大夫以下被允许佩剑的，不能超过一把，且不允许持有任何其他兵器，违反令文规定者，将用新黔首挟兵令问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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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简文透露的信息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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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新黔首”虽然是“被征服者”群体，仍旧拥有“公乘”以上的“秦军功爵”，而“公乘”以上的“五大夫”爵已经是“琅邪刻石”上跟随在秦始皇身边的“高爵”人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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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新黔首”中存在着整个“军功爵制”中的各种爵位，自然不可能是在秦统一之后通过“战功”“捕盗”或是“赐民爵”而得来的身份，假设这些“新黔首”均为统一后从头做起，其“爵位”应该非常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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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公乘”爵以上者，均可“带剑”，也就是没有“得带剑者”的修饰词，这说明“带剑”并非是绝对的爵位特权，而是只有“高爵封君”才不需特许，“公大夫”虽然已经是刘邦口中“令丞与亢礼”的“高爵”，仍有“不允许带剑者”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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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史记》中记载的秦始皇收天下兵器的政令是切实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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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确定了上述事实之后，再来看考古发现，就会明晰，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并没有采取某些人臆想的“革命性措施”，对“六国旧贵族”进行“身份剥夺”，反而认可了“新黔首”在新朝的贵族身份，否则，这一系列的“秦爵”就和“新黔首”没有一点儿关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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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秦治下，至少有两位名人曾有与“剑”相关的故事，见《史记·项羽本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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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籍少时，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项梁怒之。籍曰：“书足以记名姓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于是项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学。[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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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这是“贵族”教育的例子，那么，《史记·淮阴侯列传》中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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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阴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虽长大，好带刀剑，中情怯耳。”众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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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项梁渡淮，信杖剑从之，居戏下，无所知名。[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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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条记载都说明，韩信有剑，且招摇过市许久，他人在淮阴，为秦朝“新黔首”无疑，又“不得推择为吏”，也“不能治生商贾”却“得带剑”，漂母也曾对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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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孙而进食，岂望报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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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王孙”二字，注家早有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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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集解》：苏林曰：“如言公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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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索隐》：刘德曰：“秦末多失国，言王孙、公子，尊之也。”苏林亦同。张晏云“字王孙”，非也。[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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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孙、公子，都是针对“贵族血统”的尊称，无论是真事儿，还是客气，都说明韩信本人也是个“旧贵族”，只是不知其所来的“贵族”这一身份，虽然没有给他带来财富和收入，却肯定给予了他在新朝的“爵位”，否则，他与南昌亭长非亲非故，也没见秦朝的亭长有社会保障的职能，何以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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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从人寄食饮，人多厌之者。常数从其下乡南昌亭长寄食，数月，亭长妻患之，乃晨炊蓐食。食时信往，不为具食。信亦知其意，怒，竟绝去。[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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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有反应的不是“南昌亭长”本人，而是“亭长妻”，其拒绝韩信的方式也与刘邦之嫂刮羹类似，也就是不撕破脸面，让你自去，若韩信真是一介贫民“寄食”，又无家人义务，何必如此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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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在秦朝治下，“爵位身份”很可能已经与“经济地位”分离，尤其是很多旧的血统贵族，可能已经陷入日本江户幕府末期所谓“一刀一命”的贫困窘境。这一现象，在考古发现中也有所印证，见秦始皇陵西侧的赵背户村刑徒墓瓦文，其中有十八件刻有“新黔首”墓主籍贯、爵位、姓名，见表1-1（有删节）[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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