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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王孙”二字，注家早有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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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集解》：苏林曰：“如言公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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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索隐》：刘德曰：“秦末多失国，言王孙、公子，尊之也。”苏林亦同。张晏云“字王孙”，非也。[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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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孙、公子，都是针对“贵族血统”的尊称，无论是真事儿，还是客气，都说明韩信本人也是个“旧贵族”，只是不知其所来的“贵族”这一身份，虽然没有给他带来财富和收入，却肯定给予了他在新朝的“爵位”，否则，他与南昌亭长非亲非故，也没见秦朝的亭长有社会保障的职能，何以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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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从人寄食饮，人多厌之者。常数从其下乡南昌亭长寄食，数月，亭长妻患之，乃晨炊蓐食。食时信往，不为具食。信亦知其意，怒，竟绝去。[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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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有反应的不是“南昌亭长”本人，而是“亭长妻”，其拒绝韩信的方式也与刘邦之嫂刮羹类似，也就是不撕破脸面，让你自去，若韩信真是一介贫民“寄食”，又无家人义务，何必如此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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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在秦朝治下，“爵位身份”很可能已经与“经济地位”分离，尤其是很多旧的血统贵族，可能已经陷入日本江户幕府末期所谓“一刀一命”的贫困窘境。这一现象，在考古发现中也有所印证，见秦始皇陵西侧的赵背户村刑徒墓瓦文，其中有十八件刻有“新黔首”墓主籍贯、爵位、姓名，见表1-1（有删节）[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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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 赵背户村刑徒墓刻有“新黔首”的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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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中的“不更”爵包含了原齐、楚两地籍贯的人士，恰恰印证了“新黔首”封爵的事实存在，当然，由于涉及者均为“士爵”，并不能确认他们的爵位来自于继承还是新朝授爵，但是，哪怕是最高等级的士爵“不更”，一样可能沦为“居赀”，即欠公家债务“输作”，那么，就算韩信身负“高爵”，也未必就不会衣食无着，两者并不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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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同为“带剑贵族”，刘邦、项羽、韩信各自境遇迥然不同，原因很多，将于下文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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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看他们的共同点，那就是都有“姓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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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司马迁的时代，已经明言姓氏混用，不再遵循先秦的古制，出土的汉简中也显示，在西汉中后期，平民已经普遍有姓氏冠于名前，在诏书、公文中，却又与先秦一样，只称“名”，不称“氏”，那么，秦汉之际到底能不能以“姓氏”来区分平民与贵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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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是，《史记》记录的秦末大乱之中，一个“名前无氏”的人物都没有，但是，考察战国、秦、汉初的出土简牍，尤其是户籍简，就会发现，“无氏者”占绝对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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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要么是《史记》上的“大人物”，都有后人替他们“补上”了姓氏；要么，就是活跃在秦末汉初历史舞台上的人，能够留名青史的，全都是“士”以上阶层的人物，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平民，哪怕是陈胜，也有“氏”、有“字”、有“爵”，所谓的“秦末农民起义”，仍旧是一场不折不扣的“贵族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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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到刘邦的身上，上一节，已经谈到了他祖父“丰公”，很可能是楚国的“丰邑公”，那么，“太公”和刘邦，至少应该有一个楚国“士”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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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史记·韩信卢绾列传》中有一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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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绾者，丰人也，与高祖同里。卢绾亲与高祖太上皇相爱，及生男，高祖、卢绾同日生，里中持羊酒贺两家。及高祖、卢绾壮，俱学书，又相爱也。里中嘉两家亲相爱，生子同日，壮又相爱，复贺两家羊酒。[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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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卢两家的“父子相爱”，当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相爱”，而是“世交”的概念，非常奇异的是，“里人”会将这种关系视为新生儿出生一样的“喜事”，并“贺两家羊酒”，这种伦理观念基于当时的社会习俗，难以尽解，但以“羊酒”相“贺”则暗藏着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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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汉书·礼仪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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朔前后各二日，皆牵羊酒至社下以祭日。[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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朔，就是每月的初一日，上述礼仪属于“合朔”，所用的“祭品”就是“羊酒”，这一礼俗也见于《论语·八佾》，只是其中鲁国的“告朔”礼俗只用“饩羊”未见“酒”，也就是活羊“杀而未烹”，引发了孔子与子贡的议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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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羊作为祭祀礼仪的“三牲”之一，不单纯是个“食物”的概念，而“羊”与“酒”合称，则多见于两汉、三国，如河北望都汉墓中就有标明“羊酒”二字的壁画，再比如《汉书·昭帝纪》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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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凤元年）三月，赐郡国所选有行义者涿郡韩福等五人帛，人五十匹，遣归。诏曰：“朕闵劳以官职之事，其务修孝弟以教乡里。令郡县常以正月赐羊酒。有不幸者，赐衣被一袭，祠以中牢。”[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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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过来就是，汉昭帝对各地方郡国选出的“行义者”，也就是“大汉好人”——涿郡韩福等5人每人赐帛50匹，令其归家，并下诏指出，我不忍心让这些好人受官职带来的劳苦，所以，希望他们能够谨守孝悌忠信的义行，以引导乡里邻人向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