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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高帝九年）未央宫成。高祖大朝诸侯群臣，置酒未央前殿。高祖奉玉卮，起，为太上皇寿，曰：“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殿上群臣皆呼万岁，大笑为乐。[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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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是刘邦对自己父亲开玩笑，你以前老说我是“无赖”，没本事“治产业”，不如刘仲有本事，现在我的“业”和刘仲比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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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无赖”二字，当然不是今天理解的地痞流氓，注家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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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解》引晋灼曰：“许慎曰：‘赖，利也’。无利入于家也。或曰：江淮之间，谓小儿多诈狡猾为‘无赖’。”[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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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慎是东汉人，《说文》的作者，他的解释里，“赖”仍等于“利”，翻译过来就是，缺少赚钱谋生的能力和手段。另外的“或曰”，说的是江淮之间的“方言”，是说小孩性情狡猾，联系上下语境，并不贴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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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一下，《史记·高祖本纪》对刘邦谋生能力的描述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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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而爱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产作业。[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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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治产业”，应该将“治产”与“治业”分开来解读，“产”为财物、稼穑的经营、增殖，“业”为家宅、房垣的建造、扩大，故而“产”是“生”来的，“业”是“作”来的，故此，刘邦自称的“今某之业”，实际上指的是刚刚完工的未央宫，也就是他家的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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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邦在问“太公”，现在我和二哥，谁的房子大、谁的房子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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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说法，也见于《史记·淮阴侯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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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为布衣时，贫无行，不得推择为吏，又不能治生商贾。[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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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生商贾”并列，恰恰说明“治生”的对象是“资产”“财富”，而非专指耕种，或者今天意义上的“生产劳动”，这个民风世俗，既可参考上引“周人之俗”，也可参见《史记·货殖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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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此言末业，贫者之资也。[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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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汉武帝时，求富殖产仍有这样的观念，贫困者的出路，竟然不是“力田务本”，反倒是农不如工、工不如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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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背景下，再看“太公”对刘邦的批评，还真是一个“市场经济”的成功人士对子弟的“恨铁不成钢”，通俗地比喻下，就是好好的钱你不赚，不去买大房子改善生活，你去搞什么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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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搞政治”，其实就是为了“养士求名”，终极目标仍然是为了“出仕”，但这个门槛不一样，受益自然也就不一样，如果侥幸能“知于王”，名士之路自然就变成了将相之路，这应该也是刘邦给自己的前半生所做的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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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高祖本纪》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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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而爱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及壮，试为吏，为泗水亭长，廷中吏无所不狎侮。好酒及色。[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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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往对刘邦品行的分析，往往只强调后半段，就是对同僚的“狎侮”和“好酒及色”，以此作为“无赖”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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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秦制”举吏除佐的标准，乃至于战国儒家的世风，从来没有强求“清教徒式”的私德，而往往只关注“公德”，比如“厚重、廉洁、守法”，而“好酒、好色”连污点都算不上，要知道，哪怕是信陵君这样的名公子，一样是“饮醇酒，多近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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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观刘邦品行的另外部分——“仁而爱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恰恰与韩信的“贫无行”形成对比，明显属于“有行”之人，所以，当然可以“试为吏”，或者叫“推择”为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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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细抠一下字眼，“喜施”，也就是“乐善好施”的名声，这肯定是要花钱的，也就是不赚钱，还要先搭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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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没有钱，刘邦也就不可能在秦灭六国之前，到魏国外黄“数”从张耳游，“客”数月。要知道，游侠的“游荡”不但需要本事，也需要名声和财富，否则根本不可能支持其大范围的活动，更不要说几次三番地去和张耳结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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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角度来说，刘邦肯定是个“败家子”，因为他对信陵君的憧憬表明，他的人生规划与娶了本地“白富美”担任“外黄令”的张耳完全如出一辙。只不过，张耳是“致千里客”并“名由此益贤”，而刘邦的“小家”却根本不支持他复制一遍张耳成为“魏之名士”的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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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家长的“太公”，嘉许“治产兴业”的儿子刘仲，期待“学而优则仕”的儿子刘交，唯独对于刘邦的这种“野路子”，恐怕并不愿意投资，而刘邦“庶三子”的身份也让他在“分户析产”中很难得到什么优待，以至于对他的“养客”之举，连寡嫂都望而生厌。缺少财富支持的窘境，使刘邦的“名士”之路从一开始就举步维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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