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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在家难靠父母，出门能靠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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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秦统一的年份是在秦始皇二十六年，而楚国沛地，早在秦始皇二十三年已然随“淮北地”入秦，此时的刘邦24虚岁，按照战国、秦、汉的标准，他都早已“傅”籍，需要承担“徭”和“役”，这也是当时他的同龄人都无可避免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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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今人眼中影响深远的“统一”，似乎对刚刚成为秦民的刘邦影响并不大，他“布衣”的人生，在外黄跟随张耳交游数月后，再次回归了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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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楚元王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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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高祖微时，尝辟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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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说刘邦寒微之时，曾经躲避“事”，“事”可以解为官司文书，也可以解为“使”，即“徭使”，属于固定的、有频率的力役，由于没有指明为楚，还是为秦，只能存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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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为“秦”者，见《史记·萧相国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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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祖为布衣时，何数以吏事护高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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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刘邦还未为“吏”的时候，萧何多次在“吏事”上保护、回护刘邦，而萧何的身份在《史记·萧相国世家》和《汉书·萧何曹参传》中都已点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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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相国何者，沛丰人也。以文无害为沛主吏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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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何，沛人也。以文毋害为沛主吏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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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两者的区别，那就是萧何的“籍贯”，“沛丰人”和“沛人”，刘邦的籍贯则写作“沛丰邑”，由此可知，以司马迁所知，萧何与刘邦的特殊渊源即在“大同乡”，也就是“同邑”，而以班固所知，则只书“县名”，未强调这一特殊渊源。而这一信息，对于我们了解刘邦的早年经历转折，却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为在刘邦懵懂的青年时代，可能对于时代的变化仍缺乏感知，所以，才有了《史记·张耳陈馀列传》中的一段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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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之灭大梁也，张耳家外黄。高祖为布衣时，尝数从张耳游，客数月。秦灭魏数岁，已闻此两人魏之名士也，购求有得张耳千金，陈馀五百金。[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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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秦灭魏国，占领大梁为时间基准点，则刘邦到张耳家的时间应为秦始皇二十二年，也就是23虚岁时，当然，也可能在这之后几年，因为“秦灭魏数岁”后，秦朝才以千金悬赏张耳，则张耳、陈馀这几年间都在外黄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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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都说明，青年刘邦对于“秦制”的威力仍然缺乏认知，他仍旧按照少年时代对于“名士”的理解和憧憬，向往着信陵君时代的辉煌，因为张耳在信陵君门下为门客，回到外黄，又通过“养客”成为天下名士，而刘邦在张耳门下为“客”，回到丰邑竭尽全力地“奉养宾客”，应该也能成为“名士”，进而入仕为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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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达成理想，哪怕得罪父、嫂，刘邦也在所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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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他相比，年少的萧何因为熟悉律令、文法，对于“秦制”的理解明显深刻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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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拙作《秦砖》中已有考证，萧何生年应该在公元前240年—公元前238年之间[6]。当刘邦仍在兵荒马乱的魏、楚淮北地游荡时，萧何应该已经进入了秦朝的“学室”，到秦始皇二十六年完成3年的学业，考课优异，以“文无害”补为“沛县吏曹令史”，即“主吏掾”，此时的萧何，只有18～20虚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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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而优则仕”的小年轻，对“仗义疏财”的同邑大哥充满了敬意，当然，也可能是刘邦祖父与萧何家族的渊源，所以，萧何才在“吏事”上屡屡回护刘邦，至于具体的方式，可以参见《史记·游侠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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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解出入，人皆避之。有一人独箕倨视之，解遣人问其名姓。客欲杀之，解曰：“居邑屋至不见敬，是吾德不修也，彼何罪！”乃阴属尉史曰：“是人，吾所急也，至践更时脱之。”每至践更，数过，吏弗求。怪之，问其故，乃解使脱之。箕踞者乃肉袒谢罪。[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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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的是汉武帝时“大侠”郭解的事迹，他日常出入，人们往往退避，而只有一个人“箕坐”，也就叉开大腿高坐傲视郭解，因为古人的着装习惯，下衣往往无裆，所以，这种坐姿是极大的侮辱和轻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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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解派人问这人的名字，有宾客想要杀死这个无礼之人，郭解就说，低头不见抬头见的邻里不尊敬我，根源是我的德行不足，他有什么错呢？于是私下告诉“尉史”，全称是“县尉曹令史”，说，这个人是我的人，到“践更”的时候不要安排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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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一到“践更”，也就是轮到此人服“更徭”时，就直接“过更”，官吏也不追捕他，让他感觉非常奇怪，询问缘由才知道是郭解的安排，于是这人袒露上身来给郭解谢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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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们看到，刘邦在“微时”“布衣时”，屡屡避“事”，直到萧何上位后才多得回护，两人的私交或许远不如刘邦与卢绾，甚至可以说，主要是萧何这个小兄弟对老大哥的照顾，但刘、萧二人的故交关系，却是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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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秦制”在“新地”的落实，刘邦原本的“名士发迹”之梦逐步动摇，开始“脚踏实地”地利用自己在本地“仁而爱人，喜施”的好名声“试为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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