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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者说起来荒诞,其实并不奇怪,因为刘邦从张耳游数月,而张耳能“致千里客”,属于魏地的“豪侠名士”,类似的人还有季布,见《史记·季布栾布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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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布者,楚人也。为气任侠,有名于楚。[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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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语换成张耳,那就是有名于“楚”“魏”,能得秦朝的千金购赏,他的“客”——刘邦,在魏、楚交界的小区域有一些薄名,并不难理解,当然,这个信息传递的细节,我们今天无从知晓,只能说是一种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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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的可能性,在于今天比较费解的“好大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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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先秦文明体系之中,“言”和“行”是具有同等政治、历史价值,甚至宗教价值的信息,比如《尚书》中的诸多“誓”“诰”,以至于周天子的“左史记言,右史记行”,延续到《左传》,则直言有“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立言”的传统流传至汉唐,所谓“文学”本身,更是具有了近乎宗教意义的“魔力”。[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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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一个信息靠口口相传,又笃信宿命论,有强烈的求富求贵欲望的年代里,“大言”某种程度上就代表着“大胆”,“大胆”和“学识”“见闻”“身份”的结合,代表的就是“大志”,用《史记·高祖本纪》的原话概括,就是“常有大度”,即超越本身份阶层的勃勃野心,这个恰恰是稀缺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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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个“稀缺资源”的记录,也是《史记》描写英雄人物的一个重要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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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胜):苟富贵,无相忘。[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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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羽):彼可取而代也。[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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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邦):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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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布):及壮,坐法黥。布欣然笑曰:“人相我当刑而王,几是乎?”人有闻者,共俳笑之。[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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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信):上不欲就天下乎?何为斩壮士?[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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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例子的引用,乃至于对“韩信葬母”的“太史公曰”,都表明司马迁本人一样相信这种“宿命史观”,而“大言”与“大志”,乃至“大功”的对应关系,往往只在于有没有人“奇之”,也就是有没有伯乐识别千里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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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羽的“大言”被项梁“奇”,韩信的“大言”被夏侯婴“奇”,才有了进一步展示能力的机会,同样,吕公“奇”刘邦之言,又观察了他在沛县“县廷”诸吏中的地位和个人素质,当然,相貌也是一方面。见《史记·高祖本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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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祖为人,隆准而龙颜,美须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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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祖为亭长,乃以竹皮为冠,令求盗之薛治之,时时冠之。[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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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刘邦是个当时意义上的“美男子”“伟丈夫”,当亭长之后,穿戴也很讲究,是一个“修边幅”的文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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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吕公还要看刘邦待人接物是否局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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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方面,刘邦更是“意豁如也”,如果之前吕公在砀郡单父县曾对刘邦的“贤名”有所耳闻,那就算做过“背景调查”,这些都满意,才有了后面的“求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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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吕公并不是信了一句“大话”,就把自己女儿舍出去了,尤其是上文中的(6),吕公与老妻的争执,还提到了一个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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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始常欲奇此女,与贵人,沛令善公,求之不与,何自妄许与刘季?[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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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常欲”是经常想的意思;“奇”,则略同于“囤积居奇”的意思,也就是“抬高价”,具体的行为就是——“与贵人”、嫁给“贵人”;沛县令对你友善礼遇,求亲不许,怎么会“妄许”,这两个字很有意思,是浪费了?还是妄自、自作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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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吕公后续对妻子的斥责来看,妻子对女儿的婚姻没什么发言权,应该是“白费了”的意思,可见,吕家二老的“婚姻观”还真是“买卖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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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在吕公眼里,沛县令没什么了不起,哪怕是求亲不与,另嫁刘季,他也没有什么可担心的,这也从侧面说明了吕氏家族的势力,完全不怕得罪一个“居住地”的秦朝县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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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指出的是,史书所见的吕公,有二子:吕泽、吕释之;三女:长姁、娥姁(名雉,字娥姁)、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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