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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吕公并不是信了一句“大话”，就把自己女儿舍出去了，尤其是上文中的（6），吕公与老妻的争执，还提到了一个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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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始常欲奇此女，与贵人，沛令善公，求之不与，何自妄许与刘季？[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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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常欲”是经常想的意思；“奇”，则略同于“囤积居奇”的意思，也就是“抬高价”，具体的行为就是——“与贵人”、嫁给“贵人”；沛县令对你友善礼遇，求亲不许，怎么会“妄许”，这两个字很有意思，是浪费了？还是妄自、自作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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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吕公后续对妻子的斥责来看，妻子对女儿的婚姻没什么发言权，应该是“白费了”的意思，可见，吕家二老的“婚姻观”还真是“买卖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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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在吕公眼里，沛县令没什么了不起，哪怕是求亲不与，另嫁刘季，他也没有什么可担心的，这也从侧面说明了吕氏家族的势力，完全不怕得罪一个“居住地”的秦朝县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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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指出的是，史书所见的吕公，有二子：吕泽、吕释之；三女：长姁、娥姁（名雉，字娥姁）、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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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后既非长女，也非幼女，在家中地位高低无从得知，只看刘邦婚前婚后的经济状况，似乎并无太大的改善，《史记·高祖本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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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前）：常从王媪、武负贳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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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后）：高祖为亭长时，常告归之田。吕后与两子居田中耨。[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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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前是赊欠酒喝，婚后请假回家种地，吕后还要带着惠帝、鲁元公主俩孩子在田中锄草，可见，刘邦也不再是“不事家人生产作业”，甭管帮大忙、帮小忙，终究是要参与耕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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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经济状态，与吕公受贺时的富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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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计算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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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公所收的“礼钱”，刘邦、萧何等“诸吏”已经以1000钱为界了，以里耶秦简《迁陵吏志》中记录的秦代迁陵县县吏编制来看，满编的“诸官啬夫”与“诸曹令史”“校长”加起来，有43人（共44人，不含刘邦本人），这就得是43000钱了，依照睡虎地秦墓竹简中记录的官方米价30钱/石来算，就是1433石米，相当于百廿石吏刘邦12年的吏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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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公迁居沛县的一次“重贺”，大约能得到43000钱，《岳麓书院藏秦简（贰）》记录的金钱比值为576枚铜钱=1两黄金，也就是说，贺钱相当于约74.65两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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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可见，吕家不但有势，而且有钱，但是，以秦汉之际，女子嫁妆归本人支配的通例，刘邦一个百廿石吏，吕后竟然还要带着俩孩子下田锄草，实在让人匪夷所思，唯一的解释就是，吕家在嫁出女儿后，并没有给予什么财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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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这么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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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史书里有三个反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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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耳尝亡命游外黄。外黄富人女甚美，嫁庸奴，亡其夫，去抵父客。父客素知张耳，乃谓女曰：“必欲求贤夫，从张耳。”女听，乃卒为请决，嫁之张耳。张耳是时脱身游，女家厚奉给张耳，张耳以故致千里客。乃宦魏为外黄令。名由此益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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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馀者，亦大梁人也，好儒术，数游赵苦陉。富人公乘氏以其女妻之，亦知陈馀非庸人也。[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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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曰：“固有美如陈平长贫者乎？”卒与女。为（陈）平贫，乃假贷币以聘，予酒肉之资以内妇……平既取张氏女，资用益饶，游道日广。[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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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耳、陈馀、陈平都娶了富户之女，都得到了妻族的资助，所以，能够“资用益饶，游道日广”，而刘邦的早年经历中，根本看不到类似的转折，这就说明，吕公虽然嫁女，却根本没将刘邦当作“主投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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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只要抛掉先入为主的“刘主吕从”的成败结果，从当时的状况来看刘邦与吕后的婚姻，就可以理解，刘邦这样的“亭校长”，虽然有“大志”，有“材力”，但是毕竟没有张耳这种层次的“贤名”，某种程度上，连陈平都不如，要知道，陈平投奔魏王咎，授官就是“太仆”，跟随项羽，入关即赐“卿爵”，“贤名”终究还是得靠“游道”，靠“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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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公有二子，吕泽和吕释之，完全没有道理不为子孙谋，而为女婿谋。更重要的是，吕公将次女嫁与刘邦，而非沛县令所求之亲，实则是看中刘邦在沛的关系网能为其所用。尤其是刘邦作为本地豪杰的号召力，以为“乱起”之时的武力爪牙，这是身为“流官”的县令所无法比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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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且，在硬实力上，属于吕强刘弱，所以，以次女吕雉嫁刘邦，实际上是将他纳入吕家的势力体系之中，让他的“县豪”关系、“县廷”关系，都能为吕氏所用，而非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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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重新思考刘邦在沛县的一系列人际关系之后，我们才能得出真正正确的结论，无论刘邦通过前半生怎样的努力，在沛县重新编织出了超越“原生家庭”的“庶子”地位的“新天地”，他的起步“地板”都是时刻约束着他在“治世”中奋斗的“天花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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