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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01341 《汉书·楚元王传》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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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01343 (刘邦)即帝位,(刘)交与卢绾常侍上,出入卧内,传言语诸内事隐谋。[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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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01345 刘邦称帝后,楚元王刘交仍与卢绾一起“出入卧内,传言语诸内事隐谋”,也就是刘邦最亲近的个人参谋和传声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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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01347 刘交的重要角色恰恰说明,汉高祖并非厌弃“儒学”,而是另有缘由。见《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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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01349 叔孙通儒服,汉王憎之;乃变其服,服短衣,楚制,汉王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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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01351 高帝悉去秦苛仪法,为简易。……叔孙通知上益厌之也,说上曰:“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高帝曰:“得无难乎?”……上曰:“可试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为之。”[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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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01353 这两段话都能看出来刘邦对于“繁文缛节”的厌恶,所以,憎恶“儒服”,讨厌“繁礼”,那么,他这种讨厌的来由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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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01355 恰恰是因为“知儒”,有一个“多材艺”的幼弟,而对“儒生”的眼界过高,又通过他秦吏的“实用主义”价值观而有所取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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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01357 前者的情感类似于墨子的“非儒”,学儒之后看到了儒家要求的“厚葬”而叛出门墙,因为了解,所以厌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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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01359 至于说刘邦基于“秦吏”价值判断而厌恶儒生,则完全可以理解,一直到东汉这样一个“儒化程度”远远高于战国、秦、西汉的时代,仍然可见对儒生的“厌恶”,见《论衡·程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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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01361 文吏理烦,身役于职,职判功立,将尊其能。儒生栗栗,不能当剧,将有烦疑,不能效力。力无益于时,则官不及其身也。将以官课材,材以官为验,是故世俗常高文吏,贱下儒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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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01363 案世间能建蹇蹇之节,成三谏之议,令将检身自敕,不敢邪曲者,率多儒生。阿意苟取容幸,将欲放失,低嘿不言者,率多文吏。文吏以事胜,以忠负;儒生以节优,以职劣。[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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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01365 这两段话比较有代表性,前者说的是“地方长吏”选用属吏中的“文吏”与“儒生”之别,“文吏”能够完成复杂的业务,能完成“长吏”交付的职责,所以,“长吏”尊重“文吏”的能力。而“儒生”则哆哆嗦嗦地不能承担繁重的工作,在领导有困难的时候,无从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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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01367 “力无益于时”,自然就没有官职升迁,而能力以公事、官司分高下,世俗自然高看文吏而鄙薄儒生。后一段话,则是说:世间有耿介之节操,对“长吏”进行行为道德匡正的,往往是儒生;而阿谀奉承,顺意取容的,往往是文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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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01369 所以文吏胜在能办事上,却在“忠诚”大节上有亏;而儒生的节操优异,却在奉公称职上差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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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01371 注意,《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中也有类似“力无益于时”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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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01373 叔孙通笑曰:“若真鄙儒也,不知时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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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01375 诸生乃皆喜曰:“叔孙生诚圣人也,知当世之要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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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01377 太史公曰:叔孙通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卒为汉家儒宗。[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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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01379 总结一下上文,就是俩字: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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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01381 涉及当时的具体业务、职守,儒生百无一用,身为“秦吏”的刘邦当然深知这一点,至于行为匡正,叔孙通、陆贾、刘敬、郦食其都有效验,并未因为他们的儒者身份而受到排斥,至于制礼作乐,也要等天下大定之后才有必要,这时候,任用、赏赐起来也绝不含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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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01383 叔孙通因进曰:“诸弟子儒生随臣久矣,与臣共为仪,愿陛下官之。”高帝悉以为郎。叔孙通出,皆以五百斤金赐诸生。[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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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01385 道理,刘邦不是不懂,只是没到时候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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