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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楚元王传》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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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邦）即帝位，（刘）交与卢绾常侍上，出入卧内，传言语诸内事隐谋。[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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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邦称帝后，楚元王刘交仍与卢绾一起“出入卧内，传言语诸内事隐谋”，也就是刘邦最亲近的个人参谋和传声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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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交的重要角色恰恰说明，汉高祖并非厌弃“儒学”，而是另有缘由。见《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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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孙通儒服，汉王憎之；乃变其服，服短衣，楚制，汉王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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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帝悉去秦苛仪法，为简易。……叔孙通知上益厌之也，说上曰：“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高帝曰：“得无难乎？”……上曰：“可试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为之。”[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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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段话都能看出来刘邦对于“繁文缛节”的厌恶，所以，憎恶“儒服”，讨厌“繁礼”，那么，他这种讨厌的来由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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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恰是因为“知儒”，有一个“多材艺”的幼弟，而对“儒生”的眼界过高，又通过他秦吏的“实用主义”价值观而有所取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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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者的情感类似于墨子的“非儒”，学儒之后看到了儒家要求的“厚葬”而叛出门墙，因为了解，所以厌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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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说刘邦基于“秦吏”价值判断而厌恶儒生，则完全可以理解，一直到东汉这样一个“儒化程度”远远高于战国、秦、西汉的时代，仍然可见对儒生的“厌恶”，见《论衡·程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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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吏理烦，身役于职，职判功立，将尊其能。儒生栗栗，不能当剧，将有烦疑，不能效力。力无益于时，则官不及其身也。将以官课材，材以官为验，是故世俗常高文吏，贱下儒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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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世间能建蹇蹇之节，成三谏之议，令将检身自敕，不敢邪曲者，率多儒生。阿意苟取容幸，将欲放失，低嘿不言者，率多文吏。文吏以事胜，以忠负；儒生以节优，以职劣。[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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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段话比较有代表性，前者说的是“地方长吏”选用属吏中的“文吏”与“儒生”之别，“文吏”能够完成复杂的业务，能完成“长吏”交付的职责，所以，“长吏”尊重“文吏”的能力。而“儒生”则哆哆嗦嗦地不能承担繁重的工作，在领导有困难的时候，无从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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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无益于时”，自然就没有官职升迁，而能力以公事、官司分高下，世俗自然高看文吏而鄙薄儒生。后一段话，则是说：世间有耿介之节操，对“长吏”进行行为道德匡正的，往往是儒生；而阿谀奉承，顺意取容的，往往是文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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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文吏胜在能办事上，却在“忠诚”大节上有亏；而儒生的节操优异，却在奉公称职上差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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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中也有类似“力无益于时”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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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孙通笑曰：“若真鄙儒也，不知时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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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生乃皆喜曰：“叔孙生诚圣人也，知当世之要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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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史公曰：叔孙通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卒为汉家儒宗。[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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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一下上文，就是俩字：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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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当时的具体业务、职守，儒生百无一用，身为“秦吏”的刘邦当然深知这一点，至于行为匡正，叔孙通、陆贾、刘敬、郦食其都有效验，并未因为他们的儒者身份而受到排斥，至于制礼作乐，也要等天下大定之后才有必要，这时候，任用、赏赐起来也绝不含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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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孙通因进曰：“诸弟子儒生随臣久矣，与臣共为仪，愿陛下官之。”高帝悉以为郎。叔孙通出，皆以五百斤金赐诸生。[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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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理，刘邦不是不懂，只是没到时候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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