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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一对比，刘邦这个“起于微末”的豪杰，恐怕要比其他“起于微末”者要“高级”不少，说得直白点儿，同为“造谣生事”，刘邦是拿“高级知识分子”圈子里的“特殊信息”搞事情，而陈胜则是在“乡村知识分子”圈子里的“小道消息”下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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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如此，当底层社会的记忆逐渐模糊，文本的记忆成为主流，陈胜的故事终将褪色，被刘邦亲手书写的传奇所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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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瓦：西汉王朝洪业启示录 第五节 江湖道义，请刘季先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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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二世元年七月，陈胜在大泽乡率九百戍卒起兵，苦秦久矣的六国人纷纷响应，仅仅两个月间，数十万楚军已经在周文的统率下攻入关中，“楚兵至戏”，并迅速被反应过来的秦军击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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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个月，远在江东会稽郡的项梁自号“武信君”，而沛县的刘邦，也在本县父老的推举下担任了楚国传统的官职——沛县县公，当然也是“自号”，并没有得到远在陈县的“陈王”的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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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类似的现象并不代表着相同的事实，与一路顺风顺水的项氏家族不一样，带着“数十、百人”（《汉书》作数百人，不确）藏匿于丰邑的刘邦，被秦朝的沛县令邀请反秦，兵临城下之际，又遭遇反复，沛县令反悔，带兵闭门守城，还要杀死献策的萧、曹二人，吓得萧何、曹参都逃出城投奔刘邦，逼得刘邦只能以箭射帛书，号召沛县子弟父老杀官反秦，否则破城之后要“父子俱屠”，沛县父老于是率子弟杀死沛令，开城门迎接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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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剧情，反转，反转，再反转，真是太刺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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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这个“剧本”，刘邦的沛县起兵绝对是顺天应民的“义举”，尤其是后来沛县“父老”的直接参与，看起来极有群众基础，问题在于，这是真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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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樊郦滕灌傅靳周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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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祖之初与徒属欲攻沛也，婴时以县令史为高祖使。上降沛一日，高祖为沛公，赐爵七大夫，以婴为太仆，常奉车。[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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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多出的细节是：刘邦最初是想要率领“徒属”进攻沛县的，并派出了当时担任“沛县令史”的夏侯婴作为使者，在刘邦降服沛县一天后，成为“沛公”，即赐夏侯婴“七大夫”爵位，并让他做自己的“太仆”，即本人所乘车的“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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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爵位”必然用于赏功，夏侯婴出使这段，在《史记·高祖本纪》和《汉书·高帝纪》中都没有，而只有“射帛书”到城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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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父老率子弟杀沛令、开城门的记载，不但缺少旁证，反而另有反证，见《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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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敬侯彭祖，《汉书》作：戴敬侯祕彭祖）以卒从起沛，以卒开沛城门，为太公仆；以中厩令击豨，侯，千二百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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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皋炀侯刘它）项它，汉六年以砀郡长初从，赐姓为刘氏；功比戴侯彭祖，五百八十户。[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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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人有什么可比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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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是刘邦部下的小卒，因为打开了沛县的城门，成为“太公”的仆人；一个是项羽家族重要成员，是西楚的柱国，投汉后任砀郡长的职务，获赐刘姓。表面看，两人完全不可比，但项它有一个重要的经历，就是在楚汉之争最后时刻的选择，见《汉书·樊郦滕灌傅靳周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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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婴）遂降彭城。虏柱国项佗，降留、薛、沛、酂、萧、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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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佗即项它，职务为柱国，即楚制的“相国”，竟然在垓下决战之前，以西楚国都彭城投降灌婴，其“历史关键性”与刘邦起家攻沛县时开城门可以比拟，故有“功比戴侯彭祖”之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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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从侧面印证，戴侯彭祖的“开沛城门”与夏侯婴的“为高祖使”有着类似的“关键作用”。而且，“戴侯彭祖”是“卒”的身份，立功才做了“太公”的仆人。“彭祖”，又是战国、秦、汉之际非常流行的“名”的词组，即用求长寿的吉利话作名字，求个好口彩。那么，他很可能本是个“无氏之人”，如此身份能否称为“父老子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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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怕是不够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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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父老子弟”“豪杰父老”实际上是地方头面人物的代名词，这是与当时的邑、里社会形态直接相关的，哪怕是秦制下，“里吏”也以有力的豪强，即“率敖”充任，而聚族而居的楚地，只会更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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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当时的情况很可能是夏侯婴并未跟随萧、曹逾城逃走，而是在城内，以县令史的身份“无间道”地说服或是威胁，争取到了一部分的城门守卒，夺下了沛县城门，再鼓噪着杀死沛令，以小规模的队伍占领了县廷，控制了沛县的中枢，所谓的“父老”“子弟”未必没有，但要说多主动，就实在言过其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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