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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来说，即时间、人物、过程都没那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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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萧何曹参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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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祖为沛公也，参以中涓从。击胡陵、方与，攻秦监公军，大破之。东下薛，击泗水守军薛郭西。复攻胡陵，取之。徙守方与。方与反为魏，击之。丰反为魏，攻之。赐爵七大夫。[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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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与《史记·秦楚之际月表》“秦二世元年十月”条下的“击胡陵、方与，破秦监军”文字一模一样，行程立刻转向了“薛”，之后再攻胡陵，说明胡陵又反叛，攻克后，转至守卫方与，结果方与县反叛投靠魏国，丰邑也反叛投魏，“击之”、“攻之”而未“取之”，说明两地均已丢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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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了时间顺序，以“薛西之战”为界线，之前为“一攻”胡陵、方与，之后为“二攻”胡陵、方与，待方与、丰反叛后的攻击则为“三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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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其他传记的记载，就会发现细节的增加，见《汉书·樊郦滕灌傅靳周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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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哙以舍人从攻胡陵、方与，还守丰，击泗水监丰下，破之。复东定沛，破泗水守薛西。[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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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哙跟随刘邦“一攻”胡陵、方与没有问题，但是“破秦监公军”的位置不在两县，而在“丰”下，这与《史记·高祖本纪》中“围丰二日，出与战，破之”词句契合，接下来的记载更指出，沛县在之前已经丢失，这也解释了刘邦为什么在起兵之后“还守丰”，因为秦军已经“反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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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樊哙却没有与曹参一同经历“二攻”和“三攻”，曹参的传记记载，这一段也没有“从”字，再看“常奉车”的夏侯婴，他也只参与了一次进攻，其余两次没有参与，见《汉书·樊郦滕灌傅靳周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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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侯婴）从攻胡陵，婴与萧何降泗水监平，平以胡陵降，赐婴爵五大夫。[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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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胡陵平”，《汉书》注释中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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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晏曰：“胡陵，平所止县，何尝给之，故与降。”[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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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过来，胡陵县是“泗水监平”所驻扎县，夏侯婴跟随刘邦一起进攻“胡陵平”，结果在夏侯婴和萧何两个熟人的劝说下，“泗水监平”在胡陵投降，夏侯婴得以赐爵五大夫，这也应该是本阶段刘邦集团的最高爵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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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情况类似的是周勃，不过他参与了两次进攻，见《汉书·张陈王周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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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祖为沛公初起，勃以中涓从攻胡陵，下方与。方与反，与战，却敌，攻丰。[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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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刘邦本人参加了几次进攻？确定了这一点，就可以分辨出整个刘邦集团的部署和行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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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是，只有一次，即“一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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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只看《史记·高祖本纪》的记事主视角，方与县“四易大王旗”的趣事肯定是不得其详的，只看确切记载，胡陵县也起码易手过“三次”。最开始胡陵、方与为秦县，被刘邦攻克，换成了楚国大旗；待其撤回丰邑应对“泗水监平”的讨伐大军时，又反为秦县；而刘邦主力此时攻向了薛县的“泗川守壮”，击破该路人马后，又派曹参偏师扫荡胡陵、方与，两县再度换上了楚国旗帜；当魏国相国周市的大军开来，方与又反为魏地，胡陵未有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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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一县确定“四易”、一县至少“三易其手”，时间只在两月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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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了这一系列事实，再看刘邦起兵后的军事谋划，就会发现其间的妙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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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邦起兵恰与周文在关中的“戏”战败同月，紧跟着即撤出沛县，转向丰邑，原因应该就是沛县城大，且在泗水之畔，属于交通要冲，面对秦朝的讨伐大军难以抵抗，所以主动转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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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撤出沛县之后，刘邦所部并非无所作为，而是北上胡陵、方与，其目的应该就是为了向西与正在掠取魏地的周市所部建立联系，通俗地说，“抱大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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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做出这个选择，同样与秦朝的讨伐大军有关，胡陵位于泗水与南梁水交汇处，方与位于泗水与菏水交汇处，都属于交通要冲，对于秦朝的重要性要远远胜于丰邑，故此，沿泗水北上平乱的秦军，一定会被调动至“外线”，而不会直接摧毁义军的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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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以上是基于地理的猜测，未必准确，但是之后形势的变化方向，却侧面印证了上述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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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刘邦“一攻”胡陵、方与之后，很快就迎来了秦朝的讨伐大军，从结果看，分为了两支，但其“分兵”的地点和前线基地，应该就是刘邦刚刚弃守的沛县，在“收复”沛县后，“泗水监平”和“泗川守壮”分作两军，前者扫荡刘邦部，后者进攻陈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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