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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哙跟随刘邦“一攻”胡陵、方与没有问题，但是“破秦监公军”的位置不在两县，而在“丰”下，这与《史记·高祖本纪》中“围丰二日，出与战，破之”词句契合，接下来的记载更指出，沛县在之前已经丢失，这也解释了刘邦为什么在起兵之后“还守丰”，因为秦军已经“反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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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樊哙却没有与曹参一同经历“二攻”和“三攻”，曹参的传记记载，这一段也没有“从”字，再看“常奉车”的夏侯婴，他也只参与了一次进攻，其余两次没有参与，见《汉书·樊郦滕灌傅靳周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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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侯婴）从攻胡陵，婴与萧何降泗水监平，平以胡陵降，赐婴爵五大夫。[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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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胡陵平”，《汉书》注释中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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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晏曰：“胡陵，平所止县，何尝给之，故与降。”[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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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过来，胡陵县是“泗水监平”所驻扎县，夏侯婴跟随刘邦一起进攻“胡陵平”，结果在夏侯婴和萧何两个熟人的劝说下，“泗水监平”在胡陵投降，夏侯婴得以赐爵五大夫，这也应该是本阶段刘邦集团的最高爵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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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情况类似的是周勃，不过他参与了两次进攻，见《汉书·张陈王周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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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祖为沛公初起，勃以中涓从攻胡陵，下方与。方与反，与战，却敌，攻丰。[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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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刘邦本人参加了几次进攻？确定了这一点，就可以分辨出整个刘邦集团的部署和行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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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是，只有一次，即“一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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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只看《史记·高祖本纪》的记事主视角，方与县“四易大王旗”的趣事肯定是不得其详的，只看确切记载，胡陵县也起码易手过“三次”。最开始胡陵、方与为秦县，被刘邦攻克，换成了楚国大旗；待其撤回丰邑应对“泗水监平”的讨伐大军时，又反为秦县；而刘邦主力此时攻向了薛县的“泗川守壮”，击破该路人马后，又派曹参偏师扫荡胡陵、方与，两县再度换上了楚国旗帜；当魏国相国周市的大军开来，方与又反为魏地，胡陵未有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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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一县确定“四易”、一县至少“三易其手”，时间只在两月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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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了这一系列事实，再看刘邦起兵后的军事谋划，就会发现其间的妙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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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邦起兵恰与周文在关中的“戏”战败同月，紧跟着即撤出沛县，转向丰邑，原因应该就是沛县城大，且在泗水之畔，属于交通要冲，面对秦朝的讨伐大军难以抵抗，所以主动转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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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撤出沛县之后，刘邦所部并非无所作为，而是北上胡陵、方与，其目的应该就是为了向西与正在掠取魏地的周市所部建立联系，通俗地说，“抱大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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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做出这个选择，同样与秦朝的讨伐大军有关，胡陵位于泗水与南梁水交汇处，方与位于泗水与菏水交汇处，都属于交通要冲，对于秦朝的重要性要远远胜于丰邑，故此，沿泗水北上平乱的秦军，一定会被调动至“外线”，而不会直接摧毁义军的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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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以上是基于地理的猜测，未必准确，但是之后形势的变化方向，却侧面印证了上述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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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刘邦“一攻”胡陵、方与之后，很快就迎来了秦朝的讨伐大军，从结果看，分为了两支，但其“分兵”的地点和前线基地，应该就是刘邦刚刚弃守的沛县，在“收复”沛县后，“泗水监平”和“泗川守壮”分作两军，前者扫荡刘邦部，后者进攻陈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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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泗水监平”并未直奔胡陵，而是转向西，沿“泡水”攻丰邑，这个意图应该被刘邦所部侦知，所以才“还守丰”，并遭遇了秦军的围城，两天后，刘邦军出战，这个“时间差”，应该就是刘邦主力回援的时间，里应外合故而“大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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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败的“泗水监平”则应该是先逃往沛县，又在义军的追击下不得坚守，选择向北逃往胡陵而非向东到薛县投靠“泗川守壮”，这个证据就是樊哙独有的经历“复东定沛”，说明他的追击得力，而刘邦部下的其他将领在后徐行，樊哙几乎兵不血刃即拿下了沛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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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控制沛县后，刘邦所部并未趁势北上，而是选择出其不意，所以，全军向东，在薛县郭西，也就是外城墙西面，击破了秦军，这个战斗位置也说明了“泗川守壮”应该正在攻打薛城，却遭到了突袭，甚至是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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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败的“泗川守壮”在原路逃回沛县的途中，被刘邦的部下斩杀于戚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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挟大胜之威，才有了“二攻”胡陵、方与，曹参领兵到胡陵城下，经夏侯婴和萧何的劝说，“泗水监平”在胡陵投降，很可能就是在这个过程中，“郡卒史”周苛、周昌兄弟才和平地转到了刘邦的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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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胡陵投降后，刘邦分兵两路，主力随刘邦沿泗水北上“亢父”，在这里有一位“客”加入，即平棘懿侯执[10]，应该就是“和平迎接”刘邦的重要人物；另一路则由曹参率领，沿菏水攻方与，并就此“徙守方与”镇守该地，跟随他的人就包括周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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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何、夏侯婴和樊哙，则应该随刘邦至亢父接收“新地盘”，却不想周市统率的魏国大军直奔方与，曹参部与刘邦部因而会师方与和魏军对峙，没想到方与县竟然反叛，主动归附魏国，刘邦主力“未战”，曹参部则对方与县“击之”，所以才有周勃的“与战，却敌”。也就是说，城池已丢失，还主动进攻了曹参部，周勃领兵击退了方与的魏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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