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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哙跟随刘邦“一攻”胡陵、方与没有问题,但是“破秦监公军”的位置不在两县,而在“丰”下,这与《史记·高祖本纪》中“围丰二日,出与战,破之”词句契合,接下来的记载更指出,沛县在之前已经丢失,这也解释了刘邦为什么在起兵之后“还守丰”,因为秦军已经“反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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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樊哙却没有与曹参一同经历“二攻”和“三攻”,曹参的传记记载,这一段也没有“从”字,再看“常奉车”的夏侯婴,他也只参与了一次进攻,其余两次没有参与,见《汉书·樊郦滕灌傅靳周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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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侯婴)从攻胡陵,婴与萧何降泗水监平,平以胡陵降,赐婴爵五大夫。[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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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胡陵平”,《汉书》注释中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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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晏曰:“胡陵,平所止县,何尝给之,故与降。”[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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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过来,胡陵县是“泗水监平”所驻扎县,夏侯婴跟随刘邦一起进攻“胡陵平”,结果在夏侯婴和萧何两个熟人的劝说下,“泗水监平”在胡陵投降,夏侯婴得以赐爵五大夫,这也应该是本阶段刘邦集团的最高爵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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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情况类似的是周勃,不过他参与了两次进攻,见《汉书·张陈王周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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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祖为沛公初起,勃以中涓从攻胡陵,下方与。方与反,与战,却敌,攻丰。[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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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刘邦本人参加了几次进攻?确定了这一点,就可以分辨出整个刘邦集团的部署和行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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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是,只有一次,即“一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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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只看《史记·高祖本纪》的记事主视角,方与县“四易大王旗”的趣事肯定是不得其详的,只看确切记载,胡陵县也起码易手过“三次”。最开始胡陵、方与为秦县,被刘邦攻克,换成了楚国大旗;待其撤回丰邑应对“泗水监平”的讨伐大军时,又反为秦县;而刘邦主力此时攻向了薛县的“泗川守壮”,击破该路人马后,又派曹参偏师扫荡胡陵、方与,两县再度换上了楚国旗帜;当魏国相国周市的大军开来,方与又反为魏地,胡陵未有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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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一县确定“四易”、一县至少“三易其手”,时间只在两月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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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了这一系列事实,再看刘邦起兵后的军事谋划,就会发现其间的妙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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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邦起兵恰与周文在关中的“戏”战败同月,紧跟着即撤出沛县,转向丰邑,原因应该就是沛县城大,且在泗水之畔,属于交通要冲,面对秦朝的讨伐大军难以抵抗,所以主动转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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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撤出沛县之后,刘邦所部并非无所作为,而是北上胡陵、方与,其目的应该就是为了向西与正在掠取魏地的周市所部建立联系,通俗地说,“抱大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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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做出这个选择,同样与秦朝的讨伐大军有关,胡陵位于泗水与南梁水交汇处,方与位于泗水与菏水交汇处,都属于交通要冲,对于秦朝的重要性要远远胜于丰邑,故此,沿泗水北上平乱的秦军,一定会被调动至“外线”,而不会直接摧毁义军的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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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以上是基于地理的猜测,未必准确,但是之后形势的变化方向,却侧面印证了上述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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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刘邦“一攻”胡陵、方与之后,很快就迎来了秦朝的讨伐大军,从结果看,分为了两支,但其“分兵”的地点和前线基地,应该就是刘邦刚刚弃守的沛县,在“收复”沛县后,“泗水监平”和“泗川守壮”分作两军,前者扫荡刘邦部,后者进攻陈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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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泗水监平”并未直奔胡陵,而是转向西,沿“泡水”攻丰邑,这个意图应该被刘邦所部侦知,所以才“还守丰”,并遭遇了秦军的围城,两天后,刘邦军出战,这个“时间差”,应该就是刘邦主力回援的时间,里应外合故而“大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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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败的“泗水监平”则应该是先逃往沛县,又在义军的追击下不得坚守,选择向北逃往胡陵而非向东到薛县投靠“泗川守壮”,这个证据就是樊哙独有的经历“复东定沛”,说明他的追击得力,而刘邦部下的其他将领在后徐行,樊哙几乎兵不血刃即拿下了沛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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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控制沛县后,刘邦所部并未趁势北上,而是选择出其不意,所以,全军向东,在薛县郭西,也就是外城墙西面,击破了秦军,这个战斗位置也说明了“泗川守壮”应该正在攻打薛城,却遭到了突袭,甚至是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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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败的“泗川守壮”在原路逃回沛县的途中,被刘邦的部下斩杀于戚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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挟大胜之威,才有了“二攻”胡陵、方与,曹参领兵到胡陵城下,经夏侯婴和萧何的劝说,“泗水监平”在胡陵投降,很可能就是在这个过程中,“郡卒史”周苛、周昌兄弟才和平地转到了刘邦的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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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胡陵投降后,刘邦分兵两路,主力随刘邦沿泗水北上“亢父”,在这里有一位“客”加入,即平棘懿侯执[10],应该就是“和平迎接”刘邦的重要人物;另一路则由曹参率领,沿菏水攻方与,并就此“徙守方与”镇守该地,跟随他的人就包括周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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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何、夏侯婴和樊哙,则应该随刘邦至亢父接收“新地盘”,却不想周市统率的魏国大军直奔方与,曹参部与刘邦部因而会师方与和魏军对峙,没想到方与县竟然反叛,主动归附魏国,刘邦主力“未战”,曹参部则对方与县“击之”,所以才有周勃的“与战,却敌”。也就是说,城池已丢失,还主动进攻了曹参部,周勃领兵击退了方与的魏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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