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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观樊哙和夏侯婴这两个“常从”的角色，都没有此“攻砀之战”“下邑之战”和“蒙、虞之战”，乃至于“击章邯车骑”的记录，这就非常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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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一下，刘邦亲自统领攻砀、下邑，确定随从的只有周勃，最直接的原因应该就是周勃一直统率“步兵”，而曹参在当时应该发挥的还是“别将”的作用，即驻军在砀县西方的狐父、祁善置，也就是“打援别部”，而樊哙和夏侯婴作为刘邦的亲卫“车骑”，并没有参与攻城，或是另在别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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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克下邑之后，刘邦还军进攻丰邑，曹参、周勃则一路沿谷水向孟渚泽方向的虞县突击，此时，“东阳宁君”已经不在，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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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高帝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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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二世二年）二月，攻砀，三日拔之。[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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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月，陈婴已然投奔项梁，这就涉及另外的记载了，见《史记·项羽本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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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是时，秦嘉已立景驹为楚王，军彭城东，欲距项梁。[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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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记载可知，项梁北上之前，秦嘉原本与景驹在方与、胡陵一线进攻章邯主力秦军，是为北线战场，派出东阳宁君和刘邦一同抵御秦军别部，是为西线战场，那么南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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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道理，东阳县地处淮河之南，恰恰是“稳固”的大后方，而项梁渡江北上，虽有邗沟水路凭借，东阳陈婴仍是首当其冲，所以书信联络陈婴合作，完全可以理解的是，当东阳宁君与刘邦在砀东失利撤回留县后，得到项梁北上的消息，陈婴受命南下阻击，由于一路上泗水水路畅通，顺流而下，不过几天的时间，就收到了项梁递出的橄榄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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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婴面对选择，对“军吏”宣称的“项氏名门”，与“自王”或是立项氏为“王”都不相关，而只是解释了投降项氏灭秦的必然性，所以快速反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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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因为如此，项梁所部快速通过了秦嘉起家的东海郡大部地区，直抵下邳，而秦嘉的抵抗，只能到彭城东面驻扎，说明反应迟缓，否则应该在更南方的下邳或下相阻击对方，而陈婴在楚怀王政权中的“上柱国”身份，以及把持楚怀王首都的权柄，都说明他在项梁北上过程中绝不只是引兵投奔的功绩，否则，英布和蒲将军也应该位列将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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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就可以解释刘邦的“略地下邳西”和张良的“起下邳”了。实质上，刘邦是在“砀东之战”受挫后，领部下主力追随东阳宁君陈婴沿泗水南下至彭城，转向下邳，大约在此处，他遇到了投奔来的张良，而东阳宁君陈婴则接到了项梁的书信，双方自此分道扬镳，刘邦也并未回归留县，而是直奔砀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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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在秦二世二年正月至二月间，吕臣的“苍头军”在陈郡新阳县复起，重新攻破了陈县，秦军左右校再次攻破陈县后，又被当阳君黥布在“清波”击败，而章邯主力则一直在临济围困魏王咎，并在东郡、砀郡北部扫荡，原本进攻泗川郡的秦军兵力逐渐被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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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刘邦直攻由曹参部监视的砀县、下邑，一举攻克之，当然，也不排除另一种可能性，那就是攻克此二城的本就是曹参、周勃所统的“别部”，刘邦主力根本没参与，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何动辄先登、斩首的樊哙和给刘邦驾车统车骑的夏侯婴都没有相关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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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史记·留侯世家》中写道“故遂从之，不去见景驹”，而《汉书·张陈王周传》则删去了“见景驹”，在《汉书·高帝纪》中却添加了一句《史记·高祖本纪》中没有的“道得张良，遂与俱见景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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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汉书》作者班固把一件明白的事儿说不明白了，现实是刘邦去下邳本就在见景驹之后，收编张良后，他们的目的地就不是留县，所以，张良要见景驹，就要“去”，而不是“俱见”，《汉书》的修改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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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过程中，张良也是旁观者，之前的引文中就提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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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数以《太公兵法》说沛公，沛公善之（《汉书》作：沛公喜），常用其策。良为他人言，皆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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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邦处理复杂时局的“高明之处”在他与陈婴分道扬镳的过程中很明显地展示出来，陈婴投奔项梁必有回报，而他作为归属于陈婴指挥的独立势力，绝不可能得到同样的重视，况且刘邦自家的“基本地盘”还在秦嘉军的包围之下，投奔过去也是“丧家之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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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且双方胜败未知，所以，他才在秦嘉集团和项梁集团火并的前夕脱身到“抗秦”的前线，从秦军手里争地盘，壮大自身的实力，而张良的“数……说沛公”，很可能就是针对这个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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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砀县和下邑的胜利，也支撑了刘邦割据一方的信心，又还攻丰邑，再次失利，但也躲过了项梁和秦嘉的厮杀，至秦二世二年四月，秦嘉败死，过程见《史记·项羽本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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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梁谓军吏曰：“陈王先首事，战不利，未闻所在。今秦嘉倍陈王而立景驹，逆无道。”乃进兵击秦嘉。秦嘉军败走，追之至胡陵。嘉还战一日，嘉死，军降。景驹走死梁地。项梁已并秦嘉军，军胡陵，将引军而西。[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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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嘉在彭城战败北逃，连留县都没待，一路退过沛县，沿着泗水逃到了胡陵，本人战死，部下投降，景驹跑到了魏国的地盘死去，而项梁驻军在胡陵，准备领兵西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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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上一个月，即秦二世二年三月，刘邦进攻丰邑失败，也投向项梁，见《史记·秦楚之际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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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拔下邑，遂击丰，丰不拔。闻项梁兵众，往请击丰。[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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