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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怀王“恐”，却把在后方的都城迁到了前线，又把吕臣和项羽的军队收归“自将”，任命刘邦为“砀郡长、将砀郡兵”，吕臣为“司徒”、吕青为“令尹”，又为刘邦和项羽分别封侯，一为武安侯，一为长安侯。而我们知道，项羽的“鲁公”并非单纯的“号”。在刘邦灭楚时，鲁地的人自认为项羽封臣，可知，“沛公”和“鲁公”类似，均为“封邑”的尊称，沛地应该就是刘邦的食邑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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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上述的人事布局中，自始至终没有提及一个重要人物，就是“楚上柱国”陈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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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说明，陈婴的地位没有受到影响，但整个布局极有可能与他有关，因为上述安排中，吕臣、项羽所部兵马均被收回，以官位、爵位尊养，并对项氏尊长却无实权安排，本质上就是为了削弱项氏宗族的实际权力，完成其“怀王楚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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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大变革中，仍旧实际掌握兵权，甚至扩大了兵权的只有一个人——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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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分化出去的部分，也被还了回来，参见《史记·曹相国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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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怀王以沛公为砀郡长，将砀郡兵。于是乃封参为执帛，号曰建成君。迁为戚公，属砀郡。[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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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怀王封刘邦为“砀郡长”之后，曹参也被封为“执帛”爵，号“建成君”，也就是跨入封君行列，又“迁”为“戚公”，戚县在泗川郡，距离沛县不远，按照楚爵制，也掌握了封地，却归属于并不接壤的“砀郡”，可见，之前被转出刘邦主力的曹参，又被划归到刘邦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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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前述周勃却被封为“襄贲令”，属东海郡，见《汉书·张陈王周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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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初起沛还至砀，一岁二月。楚怀王封沛公号武安侯，为砀郡长。沛公拜勃为襄贲令。从沛公定魏地。[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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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勃在刘邦兵初起时已经参加，并迅速建功，甚至独当一面，结合他“材官引强”的身份，也确实可以理解，问题在于，他所担任的“令”，《史记》与《汉书》记载有别，见《史记·绛侯周勃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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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初起沛还至砀，一岁二月。楚怀王封沛公号安武侯，为砀郡长。沛公拜勃为虎贲令，以令从沛公定魏地。[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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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一下，文字几乎一样，只是“襄贲令”与“虎贲令”，“从”与“以令从”的区别，《史记集解》中不但没能解释，反而提供了一个新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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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广曰：一云“句盾令”。[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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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职务，有了三种说法，“襄贲令”为东海郡襄贲县令，而东海郡为楚地，应行楚制，有“尹”、有“公”，称“令”似乎不确，而且，刘邦为“砀郡长”，如何亲拜东海郡的县令呢？参考其他人的授职封爵，都没有特意提及“沛公拜”，可见，周勃的“令”职应有一定特殊性，属于刘邦官署拜授的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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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虎贲令”之职，《汉书·百官公卿表》缺载，《二年律令·秩律》之中亦无，而“句盾令”见于《汉书·百官公卿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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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中书谒者、黄门、钩盾、尚方、御府、永巷、内者、宦者〔八〕官令丞。诸仆射、署长、中黄门皆属焉。武帝太初元年更名考工室为考工，左弋为佽飞，居室为保宫，甘泉居室为昆台，永巷为掖廷。佽飞掌弋射，有九丞两尉，太官七丞，昆台五丞，乐府三丞，掖廷八丞，宦者七丞，钩盾五丞两尉。[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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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盾令”通“钩盾令”，而少府属官中，唯有它与“佽飞”，即秦时“左弋”，辖丞又“两尉”，有“尉”的设置，则有“兵”“徒”之属。而在《秦砖》一书中，已有考证，“左弋”在秦国宫廷中，应统领“戎狄君公舍人”，也就是西汉初年的“待诏陇西、北地良家子能骑射者”，任务是陪同秦王、汉帝涉猎。[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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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钩盾令”应该也曾经有军事力量存在，徐广注释，实则是对“虎贲令”这个已经改名的近侍官兵统领职务的解释，即“虎贲令”在汉代建国后的执掌略同于“钩盾令”。而“钩盾令”的具体职责，见《唐六典·司农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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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陵中书》云：钩盾，宦者近署，兵器所造。[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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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陵中书》应为汉武帝茂陵出土的公文简牍，其断代时间为汉武帝末年，比《汉书·百官公卿表》所记录的西汉成帝、哀帝时代的官制，还要早一些，其提及“钩盾”掌管兵器制造，并为宦者执掌，一者点名了近臣的身份，二者说明了和军事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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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刘邦，刚刚任“砀郡长”并封“武安侯”，还没有称王、称帝，且近臣也用不到宦者，则周勃的“虎贲令”极有可能是“武安侯”之“侯国”的属官，而非“砀郡长”之下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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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所执掌，即“侯国”的兵器制造，乃至于“徒兵”，因为周勃日后的战场表现，明显一直是统领步兵的将领。其统领身份较低的“徒”为“徒兵”，而非组成车骑的更高身份的“吏士”，也有较大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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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段记载中，更核心的信息是“一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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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文中已经提到了周勃“定魏地”的任务，应该出自项梁，即将“五大夫将”周勃配属于“别部”，离开了刘邦的指挥序列。至此，终于以接受刘邦“侯国”属官职务的方式，完成了“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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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中以“若干岁若干月”记事的，并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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