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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盾令”通“钩盾令”，而少府属官中，唯有它与“佽飞”，即秦时“左弋”，辖丞又“两尉”，有“尉”的设置，则有“兵”“徒”之属。而在《秦砖》一书中，已有考证，“左弋”在秦国宫廷中，应统领“戎狄君公舍人”，也就是西汉初年的“待诏陇西、北地良家子能骑射者”，任务是陪同秦王、汉帝涉猎。[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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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钩盾令”应该也曾经有军事力量存在，徐广注释，实则是对“虎贲令”这个已经改名的近侍官兵统领职务的解释，即“虎贲令”在汉代建国后的执掌略同于“钩盾令”。而“钩盾令”的具体职责，见《唐六典·司农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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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陵中书》云：钩盾，宦者近署，兵器所造。[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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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陵中书》应为汉武帝茂陵出土的公文简牍，其断代时间为汉武帝末年，比《汉书·百官公卿表》所记录的西汉成帝、哀帝时代的官制，还要早一些，其提及“钩盾”掌管兵器制造，并为宦者执掌，一者点名了近臣的身份，二者说明了和军事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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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刘邦，刚刚任“砀郡长”并封“武安侯”，还没有称王、称帝，且近臣也用不到宦者，则周勃的“虎贲令”极有可能是“武安侯”之“侯国”的属官，而非“砀郡长”之下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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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所执掌，即“侯国”的兵器制造，乃至于“徒兵”，因为周勃日后的战场表现，明显一直是统领步兵的将领。其统领身份较低的“徒”为“徒兵”，而非组成车骑的更高身份的“吏士”，也有较大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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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段记载中，更核心的信息是“一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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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文中已经提到了周勃“定魏地”的任务，应该出自项梁，即将“五大夫将”周勃配属于“别部”，离开了刘邦的指挥序列。至此，终于以接受刘邦“侯国”属官职务的方式，完成了“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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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中以“若干岁若干月”记事的，并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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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邑侯陈婴）属项梁，为楚柱国。四岁，项羽死，属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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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棘蒲刚侯陈武）以将军前元年率将二千五百人起薛，别救东阿，至霸上，二岁十月入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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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辟阳侯审食其）侍吕后、孝惠沛三岁十月，吕后入楚，食其从一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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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丘侯张说）以卒从起方与，属魏豹，二岁五月，以执铍入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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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阿侯任敖）以客从起沛，为御史，守丰二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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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侯张苍）为计相四岁，淮南相十四岁……为丞相。五岁罢。[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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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可以划分为几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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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的时长表述，包括：堂邑侯陈婴、辟阳侯审食其、北平侯张苍、广阿侯任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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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刘邦分开至重聚时长，包括：棘蒲刚侯陈武、安丘侯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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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勃的“一岁二月”明显是有“分开”有“重聚”的，强调这个时长，恰恰是为了突出周勃再次归属于刘邦集团的重要性。而在大量编列功绩的本传之中，强调这个“离开”的时间，其实已经解释了，周勃作为“沛县”起兵即跟随刘邦的“元从”，又屡立战功，却只能居于功臣集团的第二梯队，就是因为在创业初期的“脱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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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以令从沛公定魏地”之说，说明自此之后，他是跟随刘邦“定魏地”，而不再单独执行“定魏地”的任务，那个由项梁发布的任务，已经被终止和替换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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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曹参、周勃的相关记载可知，楚怀王面对项梁战死后的恶劣局面，一改项梁在世时，以吕臣、项羽、刘邦三路“别将”在西线略地，而自己掌握东线战局的战略部署，不再谋求分化、监视刘邦所部，而将之前划出的曹参、周勃等部归还刘邦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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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而扶植刘邦集团在“砀郡”前线的中流砥柱角色，以其捍卫楚政权的西部防线，而亲自统率项氏集团和吕臣、英布、蒲将军、陈婴等部楚军的整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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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如此，在不久后，进入三川郡转战的刘邦亲信夏侯婴，由“执珪”爵“赐爵封转为滕公”。当然《汉书》也作“滕令”，而滕县地在薛郡，与胡陵、薛县相邻，属于楚地范围，不应该执行秦、魏官制，且夏侯婴长期“号”滕公，应与刘邦的沛公、曹参的戚公并无二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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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封君”的封邑不在砀郡，却“属砀郡”，只能出自楚怀王封赏，而非刘邦慷他郡之慨。但也说明了，刘邦此时还不是这一群将领的主君，而是“方面统帅”，他的权力来自于楚怀王的“转授权”，但已经比项梁时代的“直属化”命运要强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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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有这个结果，当然不可能得益于刘邦与楚怀王的“旧交”，只能是陈婴在楚怀王朝廷中对于各势力的建策，更重要的是上文中曾经提及的《史记·高祖本纪》中的“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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