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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商君书·境内》所记载的秦军编制走向汉军编制“完全体”的变革进程中，恰恰插入了《墨子·号令》所展示的“城守兵”体系，尽管《墨子》与守城相关的多个篇章之中，反复强调了“全民动员”的思路，但在具体的守城编制之中，又将守四向城门的“营兵”甲士与守四面城墙的男女老幼分别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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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商君书·境内》中的“三军”一样是男女老幼一齐上阵，可以说，他们代表的是极度落后的军事体制，绝大部分兵力是乌合之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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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史书可见的军事单位，仍有“卫卒”、“县卒”（乘城卒）、“都尉屯”，这些城守编制与野战编制之间的关联仍无从稽考，哪怕是上述“城守”相关的固定职位“司马、五官、百长”等和临时职位“中涓、候、队将”等，在里耶秦简中记录秦洞庭郡迁陵县官吏编制的《迁陵吏志》中也无对应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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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如此，应与秦国到秦朝的军事体制变革有关，在睡虎地秦墓竹简《秦律杂抄》中有“县司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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蓦马五尺八寸以上，不胜任，奔挚（絷）不如令，县司马赀二甲，令、丞各一甲。先赋蓦马，马备，乃粼从军者，到军课之，马殿，令、丞二甲；司马赀二甲，法（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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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是，战马体高应在五尺八寸以上，如不堪使用，在奔驰和羁系时不听指挥，县司马罚二甲，县令、丞各罚一甲。先征取战马，马数已足，即在从军人员中选用“战士”，到军前考核，战马不合格，罚县令、县丞二甲，司马罚二甲，革职不叙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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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到了秦始皇、秦二世时代的里耶秦简和岳麓书院藏秦简中，县级官吏中再无“县司马”，至西汉初年的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中，则只见“郡司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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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意味着，在秦代和西汉初年，在出征的“兴发”军事体制从县级区划剥离之后，连“城守”军事体制也从县级单位剥离，收缩到了郡级单位，也就是“郡守”“郡邦尉”“都尉”的统属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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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郡县的日常军事制度”“兴发出征的编制”与“城守的军事编制”之间，出现了明显的分野。日常的官僚组织以《二年律令·秩律》中记录的“军吏”，如“中（郡）发弩”“中（郡）轻车令”等为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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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发出征的编制，则如上文中引用的项梁、项羽在江东起兵时所使用的编制，即校尉、候、司马体系，旁证见于《史记·傅靳蒯成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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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梁地，别将击邢说军菑南，破之，身得说都尉二人，司马、候十二人，降吏卒四千一百八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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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攻破赵军，得其将司马二人，候四人，降吏卒二千四百人。[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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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尉、司马、候的数量比例，应为1：2：4，所统兵力数量也在2090人以上，这也印证了秦楚之际的赵军、西楚军，采取的编制，都是类似的尉、司马、候组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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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守的军事编制则以刘邦起兵至封汉王前的军事组织为代表，但在“入汉中”“还定三秦”之后，军事组织也走向了将军、都尉、司马的编制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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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说明了，秦末汉初兵制大变革的发起者并不是刘邦，他只是众多“新兵制”试水者中的一个，由于其起兵后身份地位的限制，只能选择与“沛公”身份匹配的军事编制，这才在创业初期，显得与众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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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瓦：西汉王朝洪业启示录 第四节 刘邦入汉中之前的“诸将”是什么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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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刘邦集团初始路线的特殊，使得西汉王朝军事组织体系的后续发展，也呈现出三线各自发育的态势，在延续日常官僚组织之外，“中卒制”扩张为“正卒制”，初创了“南北军”制度，[58]促使全面动员男女老弱的“兴发”体制被统领精锐正卒的“材官将军”“车骑将军”出征体制所替代，同时，也激发了“北军七校尉”“郡国兵”等以“营部”为单位编制的“城守兵”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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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基础上，统领精锐正卒的“将军”出征体制，逐步演变为《通典·兵一》中收录的“军——裨——校——部——曲——官——队——火——烈”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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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北军七校尉”“城门校尉”“司隶校尉”为代表的“城守兵”则在兵员上吸收了“徒”，见《汉书·百官公卿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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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隶校尉，周官，武帝征和四年初置。持节，从中都官徒千二百人，捕巫蛊，督大奸猾。后罢其兵。[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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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时新置的司隶校尉，领兵1200人，来源是“中都官”，也就是长安都内各官署狱所领的“徒”，主要任务是察捕巫蛊，后来，撤销了它的领兵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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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正因为兵员的复杂化，甚至直白地说，“贱役化”，使得“营兵”的主官名号变成了“校尉”，因为在《商君书·境内》中有如下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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爵自一级已下至小夫，命曰校、徒、操，出公。爵自二级已上至不更，命曰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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