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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发出征的编制，则如上文中引用的项梁、项羽在江东起兵时所使用的编制，即校尉、候、司马体系，旁证见于《史记·傅靳蒯成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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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梁地，别将击邢说军菑南，破之，身得说都尉二人，司马、候十二人，降吏卒四千一百八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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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攻破赵军，得其将司马二人，候四人，降吏卒二千四百人。[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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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尉、司马、候的数量比例，应为1：2：4，所统兵力数量也在2090人以上，这也印证了秦楚之际的赵军、西楚军，采取的编制，都是类似的尉、司马、候组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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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守的军事编制则以刘邦起兵至封汉王前的军事组织为代表，但在“入汉中”“还定三秦”之后，军事组织也走向了将军、都尉、司马的编制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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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说明了，秦末汉初兵制大变革的发起者并不是刘邦，他只是众多“新兵制”试水者中的一个，由于其起兵后身份地位的限制，只能选择与“沛公”身份匹配的军事编制，这才在创业初期，显得与众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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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瓦：西汉王朝洪业启示录 第四节 刘邦入汉中之前的“诸将”是什么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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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刘邦集团初始路线的特殊，使得西汉王朝军事组织体系的后续发展，也呈现出三线各自发育的态势，在延续日常官僚组织之外，“中卒制”扩张为“正卒制”，初创了“南北军”制度，[58]促使全面动员男女老弱的“兴发”体制被统领精锐正卒的“材官将军”“车骑将军”出征体制所替代，同时，也激发了“北军七校尉”“郡国兵”等以“营部”为单位编制的“城守兵”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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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基础上，统领精锐正卒的“将军”出征体制，逐步演变为《通典·兵一》中收录的“军——裨——校——部——曲——官——队——火——烈”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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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北军七校尉”“城门校尉”“司隶校尉”为代表的“城守兵”则在兵员上吸收了“徒”，见《汉书·百官公卿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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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隶校尉，周官，武帝征和四年初置。持节，从中都官徒千二百人，捕巫蛊，督大奸猾。后罢其兵。[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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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时新置的司隶校尉，领兵1200人，来源是“中都官”，也就是长安都内各官署狱所领的“徒”，主要任务是察捕巫蛊，后来，撤销了它的领兵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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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正因为兵员的复杂化，甚至直白地说，“贱役化”，使得“营兵”的主官名号变成了“校尉”，因为在《商君书·境内》中有如下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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爵自一级已下至小夫，命曰校、徒、操，出公。爵自二级已上至不更，命曰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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吏自操及校以上大将尽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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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尉分地，以徒，校分积尺而攻之。[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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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校”应该是“徒”之吏，“操”为“出公”之吏，但爵位都在“卒”之下，不得称之为“卒”，“校分积尺而攻之”，即以“校”为单位部署攻城中的“工程掘进”，工程量则以“尺”为单位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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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校”，最早是“徒”的主官，其上级归属，自然是“司空”，故交叉管理关系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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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攻城围邑也，国司空訾其城之广厚之数。国尉分地……[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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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知的信息是，“国司空”是“徒”的行政归属，作战指挥则由“国尉”，即“邦尉”分派。而在《墨子·杂守》中，“候”的任命是与“都司空”“亭尉”并列的，反倒是“县司马”，在《秦律杂抄》中的记录，统属的是战车的服马和“士”，在秦也称“中卒”。可见，实为“徒”“士”之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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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军所统的出征兵和以营部为单位的“城守兵”，最终走向“徒”“士”合一的原因，与兵种的变迁直接相关，即“步、车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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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兵之制”参见曹操《孙子略解·作战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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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车之法：五车为队，仆射一人；十车为官，卒长一人；车满十乘，将吏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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