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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没有道理，因为这就是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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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代人颜师古为《汉书》作注后的1000多年里，“连敖”一职的解释，一直延续着旧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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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淳曰：“连敖，楚官。《左传》楚有连尹、莫敖，其后合为一官号。”[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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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随着考古发现的持续增加，“连敖”一职在出土文献中反复出现，甚至与“莫敖”连称，可知其并非“连尹”与“莫敖”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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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知的“连敖”记录有，“曾侯乙简”中出现2次，“包山楚简”出现14次，“楚燕客铜量”和“楚玺”中也有发现，也写作“连嚣”。对此，陈颖飞在《连敖小考——楚职官变迁之一例》[81]一文中进行了详细的辨析，他提到曾侯乙简中的“连敖”，均为“地名”+“连敖”，并都是驾车的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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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邻连敖东臣所驭政车（曾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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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南陵连敖愇驭椯毂（曾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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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通陵，和“南陵”都是地名，包山楚简中有9例，也是“地名”+“连敖”，其中“东陵连敖子发”，时代与《淮南子》中所见“上蔡令子发”相去不远，应为一人，死前已由“连敖”升任“县令”（县公），凶死后，其兄弟左尹昭佗之父袭封为“蔡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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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楚制下“连敖”职位低于“县公”，但差距不大，这与“楚燕客铜量”的铭文中“连敖”署名仅次于“莫敖”，可以号令“工尹”“工佐”“集尹”“少集尹”“少工佐”的地位相呼应。也就是说，理论上，“县公”为一县之长，之下为“莫敖”“连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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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陈颖飞在论文中也提到，出土文献中其他的记录，地名之外就掺杂了其他因素，如“新官连敖”，“新官”有“新官师”“新官令”“新官娄”“新官尹”“新官人”，应为楚国一个权限未知的政府机构，也设有“连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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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山楚简中还有4例，在地名与连敖之间有“列”的字样，为某类“吏”的专称，“连敖”为其长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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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他的解释引用了《周礼·地官》“乡师”中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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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军旅、会同，正治其徒役与其輂辇，戮其犯命者。[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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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玄注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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輂，驾马，辇，人挽行，所以载任器也，止以为蕃营。《司马法》曰：“夏后氏谓辇曰余车，殷曰胡奴车，周曰辎辇。辇，一斧、一斤、一凿、一梩、一锄，周辇加二版、二筑。”又曰：“夏后氏二十人而辇，殷十八人而辇，周十五人而辇。”故书辇作连。郑司农云：“连读为辇。”[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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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连”的本意为“辇”，也就是人力拉车，在周朝称“辎辇”，而《周礼》正文中则强调解释了“輂”和“辇”的用途和人力来源，即安排“徒役”参与战争和大事的运输与营造，所以在“周辇”之中要带斧子、凿子和锄头，乃至于版筑夯土的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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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论文中，陈颖飞对于“连敖”的相关记载的矛盾采取了“存疑”的态度，但也指出包山楚简中“连敖”承担名籍登记的职责，乃至于作为官府代表向越异贷款，都与军事职责并无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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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在《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九）》中的《邦人不称》[84]一篇中也出现了“连敖”，即“叶公子高”的故事，一件事是他协助楚昭王抗吴复国，另一件事是白公胜之乱中，令尹子西和司马子綦被杀，楚惠王出亡到昭王夫人宫，叶公子高逆势平定叛乱，却不居功，也不受赏，国人不知其功劳。直到惠王长大，才赏给他焚国之田百畛，他的官职也一直是“叶连敖”和“蔡乐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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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叶公子高辞让“令尹”和“司马”职位酬功时的理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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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叶之远，不可畜也，焉质为司马？[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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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叶”地距离郢很远，他做不了“司马”，而他的职务为“叶连敖”和“蔡乐尹”。“上蔡”在上文中已经提及，楚国早已设“县”，“叶”应该是“邑”而非“县”。结合“敖”之字义，见许慜慧《战国时期楚国的“莫敖”考》一文梳理，“敖”实为楚国称王前称呼血缘部落酋长的名号，类似于“君”，“莫敖”则初期为楚国王族分支“屈氏”的“世职”。[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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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推知，春秋末期仍然处于“封建化”的楚国，“连敖”实际上是“县”之下“邑聚”的“世职”。这个中原称呼的“邑聚”，在楚国应称为“连”，这个“世职”的职责，实际上是管理“连”内的“野人”，即楚国本族之外的“徒役”，参与各种“辇运”和“营造”，即类似于秦制下的“司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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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公在“世职”之外，尚有楚王任命的“官职”，即“蔡县”的“乐尹”，近似于秦制下的“县内诸官”。这就与“连敖”无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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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楚国的“县公”体制下，春秋时期“连敖”位次在略同于中原诸国的“司马”官的“莫敖”之后，因为“莫敖”实际上是本区域的“军政官”，其最早的角色可能是对楚国贵族“国人”的管理和动员，而“连敖”虽也为世袭，却在战争体系中被边缘化，所以只能为“县公”驭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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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整个政治组织的“集权化”“吏治化”，“国野合一”的楚国，“连敖”的职责越来越多，包括，号令“工尹”“集尹”“工佐”来进行“营造”，以及对“名籍”进行管理和登记，还有对财物进行管理，都与秦制下的“司空”官趋同，但同时，出土的“楚玺”中又有“连嚣（敖）之四”。李家浩在《楚国官印考释（四篇）》中指出，这一玺制与汉代虎符第一到第五计数类似，所以，“连敖”也应为“军职”。[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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