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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的是，汉军的“将军”绝大多数出自“沛公”的“家吏”和“属吏”，“客”只有卢绾、高邑两位。而这两个人，一个是以太尉的身份常从左右，另一个是随淮阴侯韩信攻诸侯，与“前元年”跟随芒侯昭起家的孔藂、陈贺类似，都属于“客”划入了“特将”麾下，郭蒙、丁复的情况也类似，只不过他们确认的是跟随周吕侯吕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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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淮阴侯韩信和刘贾，自不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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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完“特例”，再看，除了“入关”前的3位“将军”，其余18位将军全都是“中涓”“舍人”“谒者”“卒”出身，这是偶然现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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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不是，这恰恰是帝王封侯以赏的本质，双方从来不是合作关系，而是“主人”和“工具”的关系，这一点，在天下大定，广封功臣时，刘邦已经宣之于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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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帝曰：“诸君知猎乎？”曰：“知之。”“知猎狗乎？”曰：“知之。”高帝曰：“夫猎，追杀兽兔者狗也，而发踪指示兽处者人也。今诸君徒能得走兽耳，功狗也。至如萧何，发踪指示，功人也。且诸君独以身随我，多者两三人。今萧何举宗数十人皆随我，功不可忘也。”群臣皆莫敢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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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侯毕已受封，及奏位次，皆曰：“平阳侯曹参身被七十创，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上已桡功臣，多封萧何，至位次未有以复难之，然心欲何第一。[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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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人、功狗论”人们已经耳熟能详，毋庸赘述，这里要强调几处文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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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臣皆莫敢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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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奏位次，皆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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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已桡功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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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位次未有以复难之，然心欲何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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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多封萧何的争议来说，功臣们对于“战功”的执着展示出了“集团”的共同意识，但是，当刘邦明确摆出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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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萧何举宗数十人皆随我，功不可忘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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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不只是“举宗数十人”，还有“皆随我”。也就是说，“军功”并不是斩将夺旗、斩首破军这种可见的标准，而是，“随我”，等于说，“封户多寡”和“功臣位次”的评价标准，由此一言而决，明确告知了功臣们，“侯功”并不是客观标准画线，而是对“我”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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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过往的讨论中往往有所忽略，即过于强调了“功臣集团”存在的“公共性”，而忽略了它对皇权的“寄生性”——没有汉王朝、没有刘邦，就没有这些“功臣列侯”，所以，他们的轻重排序，实际上是以刘邦本人为圆心向外发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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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群臣的反应，也说明他们理解了这一点，所以，“皆莫敢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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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列侯”们仍旧在“集议”中坚持捍卫“军功”这个“客观标准”，所以才有“皆曰”曹参为第一。由此也可以引申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如果“军功列侯集团”可以称为一个“集团”的话，它的首领从来都不是功臣第一的萧何，而只能是曹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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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在于，“列侯”们的“皆曰”，并不代表整个“军功集团”，在刘邦“已桡功臣”之后，关内侯鄂千秋站了出来，他的话非常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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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臣议皆误。夫曹参虽有野战略地之功，此特一时之事……陛下虽数亡山东，萧何常全关中以待陛下，此万世之功也。今虽亡曹参等百数，何缺于汉？……高祖曰：“善。”[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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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千秋由此建言之功晋封列侯，这话单纯是在说萧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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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不是，实际上鄂千秋作为“次等功臣”的关内侯，直接点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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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虽亡曹参等百数，何缺于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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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参是攻城野战之功第一，他这样的人肯定没有100个，但是功臣列侯恰恰有100多个，等于是一竿子打落一船人，只要刘邦有关中在，有文吏集团维持统治，“功臣列侯”已经一文不值，而这实际上是刘邦内心的独白，故而称“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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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恰《史记·萧相国世家》的文字中没有记录“列侯”“群臣”的反应，毫无疑问，当皇帝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任何“据理力争”都是苍白的。这时候，刘邦才像《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中所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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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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