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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武的地位如何无从确知，但他在代国任郎中令，应也是高帝时代的“次等功臣”，而宋昌很明显是高帝功臣，且有食邑。他们的看法略有不同，张武等人说的是，这些汉朝大臣都是大将出身，不是什么好人，野心也都不小，只是被刘邦、吕后压制，现在实在不可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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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昌相当于力排众议，直接提出了三条刘氏帝位无可动摇的理由，并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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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大臣虽欲为变，百姓弗为使，其党宁能专一邪？[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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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怕大臣们想要反叛，百姓不愿被他们驱使，难道他们的党羽可以专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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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宋昌也考虑了“汉大臣”叛乱篡位的可能性，作为“军功集团”一分子的他，为什么和张武有类似的看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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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史记·齐悼惠王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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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悼惠王得自置二千石。[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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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王刘肥作为高帝子可以自行任命二千石官，相国、丞相由汉廷派遣，代王刘恒自然也有这个权力，所以，他聚集的是左右、郎中令、中尉议论继位，可知，中尉宋昌、郎中令张武实则是作为他的亲信角色讨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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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他们的意见，自然也是“次等功臣”们对于“汉大臣”的普遍看法，他们明显不认为自己与长安执政的“顶级功臣”们同在一个集团内，根本不存在这个身份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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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晰了以上认识之后，再来看“天下大定”之前各个阶段的诸位“将军”，就会发现很多隐藏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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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入汉前）：郦商、陈豨、纪通，另包括他国厩将：王陵（魏将）、皇䜣（魏将）、武蒲（魏将）、张良（韩将）、韩王信（韩将）、雍齿（赵将）、梅鋗（番君将）、陈武（楚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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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入汉后）：曹参、周勃、韩信、卢绾、陈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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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阶段（还定三秦）：樊哙、刘贾、（孔藂）、奚涓，或包括吕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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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阶段（平诸侯）：陈武、陈贺（即费将军）、王吸、薛欧、丁复、郭蒙、灌婴、武儒、董渫、沛嘉、尹恢、高邑、孙赤、陈仓、周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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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第一阶段的沛公所部，自己的“将军”并不多，但他们的“行进路线”基本不与刘邦本人重合，且从起已为“将”。说明他们是独立拉起队伍，且多为独立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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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阶段大批他国将领的存在，也恰恰说明了，为什么刘邦的十万之众在鸿门宴后快速瓦解，只剩下数万“诸侯慕从者”，其余的三万卒还要项羽来“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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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即进入汉中后，刘邦本队在将分统于各家“客”“将军”与“军吏”的“诸侯慕从者”纳入管辖之后，进行了整编，由刘邦统率“诸将”的组织形式，发展成为多路“将军”统兵的新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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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阶段，分路略定“三秦王”地盘的征战需求大幅增加，刘邦集团亲族、近臣被提拔起来担任方面之任，如刘贾、吕泽为亲族，樊哙为妻族，与奚涓均为“从起沛”的舍人，除拜将时间未知的孔藂外，其余四人都是类似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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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阶段，整个楚汉战争开辟了多个战场，且开始设置“大将”统领几个“将军”的战略指挥格局，这时，陈武为回归之将，孔藂、陈贺为配属韩信的分路将领；丁复、郭蒙则为归属于吕泽的分路将领，且“拜将”较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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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余者，有一“客”、二“谒者”、三“舍人”、四“中涓”和一“卒”。其中这一“卒”是因战功提升为将，其余均直接为“将军”，明显也是刘邦本人的近臣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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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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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御史大夫守荥阳的周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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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内史击诸侯”的长修平侯杜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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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尉击籍”的柏至靖侯许温（《汉书》作柏至靖侯许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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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尉破项籍”的高苑制侯丙倩（《汉书》作高宛制侯丙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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