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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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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首选当然是亲族吕泽，但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就是，萧何、周苛并没有“为将”，而吕泽、卢绾封侯，都是在“入汉”之后，也就意味着两个人与曹、周同列，并没有超乎同侪的地位，那么，就只剩下一个符合条件的候选人——“襄侯”王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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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如此，才能解释，为什么王陵在毫无记载的情况下受封“襄侯”，又以“从起丰”的老资格，“居南阳，不肯从沛公”，又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及汉王之还攻项籍，陵乃以兵属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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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谜团在之前的章节中都曾提出，说破了其实很简单，见《史记·张耳陈馀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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馀年少，父事张耳，两人相与为刎颈交……张耳之国，陈馀愈益怒，曰：“张耳与馀功等也，今张耳王，馀独侯，此项羽不平。”……汉二年，东击楚，使使告赵，欲与俱。陈馀曰：“汉杀张耳乃从。”于是汉王求人类张耳者斩之，持其头遗陈馀。陈馀乃遣兵助汉。[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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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馀、张耳是名闻天下的生死之交，陈馀把张耳当作自己的父亲一样尊敬，与刘邦“兄事”王陵如出一辙，等到“父亲”封王，自己封侯时，陈馀立刻就心理不平衡，只剩下大怒了，而他对西楚霸王的态度也是“恨”，所以，刘邦打项羽，他非常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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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陵的不忿，恐怕更胜陈馀，毕竟他是“兄”，还不是“儿子”。在入关破秦之前，刘邦是武安侯，他也是襄侯，刘邦封了王，只能说“此项羽不平”，凭什么他去“从沛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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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刘邦要打项羽，他照样举兵相随，而不是拼命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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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起兵之初，王陵坐着刘邦集团的“第二把交椅”，那么，吕泽的“相随”可能很早，独立领兵却非常之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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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言之，在秦二世元年九月刘邦起兵时，作为“妻族”，吕泽、吕释之也在砀郡单父县自行起兵，甚至联络了砀郡这片“旧魏地”范围内的诸多豪杰，但是，社会关系是一方面，军事能力是另一方面，吕氏宗族虽然拥有极广的人脉关系，却无从转化为军事实力，因为缺少能战的将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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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此，吕氏只能一直以“客”的身份附庸于刘邦，而刘邦又缺少宗族支持，正好以吕氏的力量来压制和威慑“独以身随我，多者两三人”的“下属”，凝聚这群“豪吏”“少年”，并在战场上身先士卒，成为主力突击的“矛头”。这一点，从樊哙这个“常从”的舍人，在起兵早期的“侯功”就可以看到，一系列的斩首、捕虏、先登，都是拿命拼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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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沛公”的“家吏”“属吏”军事素养极佳，一旦意识到无力与刘邦和吕氏的姻亲家族对抗，自然而然地完成了早期的“官僚化”“臣属化”，这也是刘邦集团的核心武力本钱，更是胜利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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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吕氏兄弟的加入，对于刘邦集团的价值，从来都不是“能打”，而是“看起来吓人”，以及在砀郡的人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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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如此，刘邦自然而然地成了集团中实力最强的“山头”和“盟主”，反观坐着“第二把交椅”的王陵，性格却有着无法克服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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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少文，任气，好直言。[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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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没文化，又脾气暴躁、轻率、幼稚的江湖大哥，当然没有能力团结四方的豪杰，但他刘邦“兄长”的角色，又恰好可以作为刘邦的私人代表，以“楚地豪杰”的义气、直率、公正，平衡魏地富户吕氏的交际、财富优势，与沛县“少年秦吏”曹参、周勃的武力、知识优势，形成“三足鼎立”的力量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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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期征战的过程中，刘、王二人也明显存在这一分工，刘邦靠“长者之风”拉拢“客”入伙，或是与“后台老板”景驹、陈婴、项梁打交道，比如带着刘交、萧何、曹参等人“俱”见景驹，就是因为都是读书人或文吏，能上得了台面。之后，至薛，共立楚怀王，也是这么一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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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观王陵，则只能统领同样“多质少文”的周勃等人在砀郡略地。所以，有周勃“定魏地”之说，这也就涉及另外一个信息的补全，那就是王陵的身份，为何是“厩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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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理很简单，王陵与雍齿“善”，雍齿占据丰邑为魏国列侯，刘邦将一部分兵马分给王陵在“魏地”略地，所打的旗号，当然不可能是“楚国”，而只能是“魏国”，否则，胡陵、方与这两个魏地在起兵初期的“三易其手”“四易其手”就是前车之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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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实际上是刘邦与王陵在楚、魏交界区域，唱的一出双簧，一个打着“楚国”旗号押宝景驹，一个举着“魏国”旗号取悦周市，实际上还是一个团体，只是两块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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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战果来看，周市没有理由对王陵率领的“魏军”不满意，又是击败秦司马，又攻克砀县，还袭击章邯的车骑部队。要知道，这些胜利都发生在魏王咎被章邯主力围困在临济的秦二世二年正月以后，“砀东之战”“砀县之战”“下邑之战”，都可以视为牵制秦军为临济解围的小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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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此，才会发生之前章节中指出的吊诡现象，曹参、周勃屡立战功，却不如为刘邦驾车的夏侯婴升爵速度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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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勃拜爵“五大夫”在下邑之战，即多路并攻下邑时，他为先登；曹参拜“五大夫”在亢父之战，即分兵攻爰戚、亢父、东缗时。此后，周勃随军至栗县，而曹参一直到东阿之战，无战功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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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两个人的“五大夫”爵可谓长期持有，一直到项梁死后，曹参直封“执帛”卿爵，号“戚公”，这是楚爵、楚邑，说明曹参已转回楚将，确切地说，回归刘邦本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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