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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刘邦是“拜”张良为“厩将”。按理说，这么郑重其事，是不是确立了君臣主从的关系？张良开始“辅佐”刘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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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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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身份问题作祟，一个“县公”，本身都够不上“将军”的地位，他能任命将军吗？所以，这里的“厩将”绝不是个官称，只能是“平等”的关系，也正因为如此，张良才有“遂从之”的必要。否则，接受任命已经确立主从关系了，怎么又“从”了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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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之后的“从”才是真的“从”，但注意，“不去见景驹”，恰恰说明，“厩将”在身份上不是刘邦的下属。也就是说，此处的“从”是“跟从”，而非“主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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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因为如此，跟随刘邦见项梁的张良才直接越过刘邦给项梁献计立韩王，而他本人直接就跳转到了“韩国”的“申徒”职务，也就是《汉书》中的“司徒”，相当于韩国的相国，而刘邦这时候的职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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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沛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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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张良是韩国的相国，刘邦还只是楚国的县公，跳个槽就让刘邦只能仰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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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张良的选择，见《史记·留侯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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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王之国，良送至褒中，遣良归韩。[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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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侯人归国后，韩相张良送刘邦至褒中，自行回归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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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观陈豨，虽然是刘邦部下的将领，却苦于记载太少，难以知晓他的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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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靳歙与陈豨都“起自宛朐”，前期战功记载也很有限，俩人很可能是一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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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吊诡的是，在“功臣表”中提及靳歙“至霸上”“入汉，以骑都尉定三秦”，但在《史记·傅靳蒯成列传》中却无“入汉”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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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霸上。沛公立为汉王，赐歙爵建武侯，迁为骑都尉。从定三秦。别西击章平军于陇西，破之，定陇西六县。[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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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当于“至霸上”之后，直接跳跃到“从定三秦”，而他统率的又是骑兵部队，陈豨后来又担任“游击将军”，那么，很可能在诸侯罢兵之后，陈豨与靳歙所部一路向西，诈作自陇西郡的武都、阴平入汉中，担当西线“还定三秦”的内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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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文中已经提到了都昌庄侯朱轸“降翟王”“虏章邯”，也没有“至霸上”“入汉”“还定三秦”的记录，很可能是刘邦埋在“翟王”身边，也就是上郡高奴的内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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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阿陵顷侯郭亭也是没有上述记载，却“自塞疏入汉”或“自塞路入汉”。过往的解说是，郭亭是断后之军，负责“烧绝栈道”，其实也可以解为“塞国”之路，即经咸阳以东的“丹灞道”，也称“武关道”入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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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得直白点儿，汉军绝不是猬集一处，全自“蚀中”入汉中，因为对于汉中、巴蜀的新封地而言，所有的通行线路都有了解的必要，更要探查出击的路线，所以，汉军“至霸上”的主力经“子午道”南下，而关东驻扎的守兵陆续入关，则只能经南阳郡西溯汉水至旬关，再西进南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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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亭的特殊之处在于，他可能是跟随自“武关道”增援关中的汉军一齐行进，未至霸上时，诸侯兵已经散去，只能经灞水、丹水出武关，越至汉水，西行入汉中，这一路行进的地盘，已经属于“塞国”，故称“塞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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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以上只是合理的猜测，但可以确认的是，刘邦大军在入汉中前，曾经有复杂的部署，一部分人趁着关中三秦王新立，秩序未定，四散于其国境内潜伏，还有西进南下、东进南下，分路进兵探索道路以待时机，而非一窝蜂地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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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意味着，刘邦先入关中，吕泽部居后，待到项羽令诸侯各就国时，王陵、张良、陈武等附庸势力四散，留守关东的吕泽所部，只能放弃上述五处地盘中的大部，除了以吕公、太公封邑名义保留的丰、沛，砀郡、颍川郡、南阳郡的汉军自然都要陆续“入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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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进程的存在，有“功臣表”中诸多列侯“侯功”中的“入汉”字样作为印证，相对于总数寡少的“至霸上”而言，“入汉”者有数倍之多，但是，大部“入汉”同时，部分将领也被留在了驻扎地，成为“内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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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也是《史记》《汉书》书写中一系列谜题的关键所在，如“咸阳宫”“鸿门宴”等汉王朝重大历史事件记载中，吕泽、吕释之兄弟缺席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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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臆测，由于“诛除诸吕”，使得《史记》中没有“吕氏兄弟”的事迹，他们被大规模“抹除”了。这个说法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从细节来看，“吕氏兄弟”的故事几乎没有，但是，吕氏家族却拥有一篇《吕太后本纪》，如果说“抹除”，这一篇恐怕比吕氏兄弟的“事迹”更应该被“抹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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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是，《史记》和《汉书》的“功臣列侯表”并未避讳“吕氏兄弟”，侧面说明在司马迁和班固修撰史书的时代，相关的“档案记录”并没有被人为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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