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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史公读秦楚之际，曰：初作难，发于陈涉；虐戾灭秦，自项氏；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祚，成于汉家。五年之间，号令三嬗。自生民以来，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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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史公读秦楚之际的历史，个人意见是：发难于陈胜；灭秦依赖于项氏，不只是项羽，还包括之前的项梁；最后是“汉家”平定海内。五年之间，号令三嬗，也就是三次“转移”。自古以来，没有受命立朝如此迅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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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见《史记·太史公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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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既暴虐，楚人发难，项氏遂乱，汉乃扶义征伐；八年之间，天下三嬗，事繁变众，故详著秦楚之际月表第四。[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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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之间，号令三嬗”与“八年之间，天下三嬗”，也是辛德勇教授着重讨论的问题，他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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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嬗”实为“变化三次”，也就由秦至义帝之楚，义帝之楚至项氏之楚，项氏之楚再至刘氏之汉，四家更替三次，是为“三嬗”。[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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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解释，如果仅就《史记·秦楚之际月表》的纪年来看，完全正确，也应该符合太史公的初衷，属于其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对纪年的“严谨”编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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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司马迁在汉武帝时代的“严谨解释”不等于在西汉初年的“解释”，文本的自圆其说，并不代表事实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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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可以说，恰恰相反，因为西汉初年政权草创，利益牵扯极多，对诸多王朝“合法性议题”的定论，往往陷于自相矛盾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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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汉初的“水德”推定，乃至于汉为“水德”服色却定为“外黑内赤”，而旗帜仍旧如旧的“尚赤”；到了汉文帝时代又争论汉实为“土德”，直到汉武帝时代才正式改服色、正朔，算是尘埃落定；至于汉景帝时代辕固生与黄生对于汉高祖是“汤武革命”还是“篡逆”的争论，更是直接被皇帝亲自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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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恰是历史遗留问题太多，才给后人提供了那么多“自圆其说”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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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自圆其说”的《史记》，与帛书《五星占》中将“张楚”视为特殊时间点的类似说法，在《史记·天官书》中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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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之时，十五年彗星四见，久者八十日，长或竟天。其后秦遂以兵灭六王，并中国，外攘四夷，死人如乱麻，因以张楚并起，三十年之间，兵相骀藉，不可胜数。自蚩尤以来，未尝若斯也。项羽救钜鹿，枉矢西流，山东遂合从诸侯，西坑秦人，诛屠咸阳。汉之兴，五星聚于东井。[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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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秦始皇之后即接“张楚并起”，进而为项羽合纵诸侯灭秦，然后是汉之兴，也可以说是“三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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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上文中为先代帝王设守陵户的记载可知，这种认知矛盾可能自刘邦开始就已经埋下了，司马迁只是面对矛盾百出的官方记录进行了“挑战”和“记录”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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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至此，必须注意视角的区别，总计有五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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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史记·高祖本纪》纪年，这是汉初视角，正统为秦始皇帝——二世皇帝——刘邦，但是承认陈胜为“楚隐王”，不提“义帝”“项梁”“项羽”纪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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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史记·秦楚之际月表》纪年，正统为秦二世——义帝，陈胜为“义帝”之楚的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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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史记·秦楚之际月表》，叙述的三家为陈胜——项氏——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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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史记·太史公自序》，叙述的三家为楚人——项氏——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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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史记·天官书》，叙述的三家为张楚——项羽——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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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者对照后可知，就是两个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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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秦——楚（张楚、陈胜、义帝）——项氏——汉（包含上述2、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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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秦始皇帝——二世皇帝——陈胜——刘邦（包含上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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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别一目了然，就是对“项氏”地位认知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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