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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如此，如非必要，根本没人把“六国后”当回事，而扶立“楚怀王”就是一个“必要”的时候，参见《史记·陈涉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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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嘉等闻陈王军破出走，乃立景驹为楚王，引兵之方与，欲击秦军定陶下。使公孙庆使齐王，欲与并力俱进。齐王曰：“闻陈王战败，不知其死生，楚安得不请而立王！”公孙庆曰：“齐不请楚而立王，楚何故请齐而立王！且楚首事，当令于天下。”田儋诛杀公孙庆。[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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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嘉这个不听陈胜号令的“大司马”听说陈胜战败跑了，就立刻立“景驹”为楚王，同时派出公孙庆出使齐国，招齐兵共同击秦。可见秦嘉本身对“张楚”法统根本不认同，只是迫于形势，抓到机会了，自然自己“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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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秦嘉这个“楚”的势力和影响力不小，连丢失了丰邑的刘邦和东阳宁君都归属他的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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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重点在下文的辩论，齐王指责楚国不应该没请示齐国就“立王”。这个逻辑在说，陈王就算是死了，臣下也无权私下立王，应该请示一下比他们地位更高的“齐王”。而公孙庆的反驳是：齐国不向楚国请示而自立，楚国立王又有什么道理请示齐国？况且，楚国是牵头起义的国家，理所应当号令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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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齐王杀了公孙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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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在“张楚”的体系之中，往往认为“张楚”和其继承者“楚”具有号令天下的资格。在他们的眼中，这个时代，就是“楚朝”，“六国后”的诸侯国是低一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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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说辞和想法，在完全和“张楚”没有瓜葛，而且在打过仗的齐人眼里，当然完全没有说服力，甚至视为一种侮辱，所以杀了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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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史记·项羽本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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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梁谓军吏曰：“陈王先首事，战不利，未闻所在。今秦嘉倍陈王而立景驹，逆无道。”乃进兵击秦嘉。……项梁闻陈王定死，召诸别将会薛计事。此时沛公亦起沛，往焉。[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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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两句话，可见项梁对陈胜的重视，先以秦嘉背叛陈胜立景驹为名，打垮他，又在得到陈胜确定的死讯后召集众将到薛议事。这才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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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鄛人范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计，往说项梁曰：“陈胜败固当。夫秦灭六国，楚最无罪。自怀王入秦不反，楚人怜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也。今陈胜首事，不立楚后而自立，其势不长。今君起江东，楚蜂午之将皆争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将，为能复立楚之后也。”于是项梁然其言，乃求楚怀王孙心民间，为人牧羊，立以为楚怀王，从民所望也。陈婴为楚上柱国，封五县，与怀王都盱台。[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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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范增的措辞，他两次提起“陈胜”，都不以“陈王”相称，而且两次说他失败是理所应当，实际上抹除了“张楚”政权的合法性，为什么之前对“张楚”和“陈王”大旗那么看重的项梁却“然其言”，态度出现了180度大转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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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理很简单，因为范增的这段话给项梁“解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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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胜作为“首事”之王，六个月就败亡，到底是不是“反秦”反错了？是逆天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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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所有与会“诸将”必须思考的问题，如果都觉得这是大势所趋，章邯大兵压境，人心散了，队伍根本没法带，就不要提反秦大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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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观范增，将“反秦”各战场的失败解释为陈胜个人“逆天意民心”的失败，就为所有人提供了“免责”的理由，只要扶立“楚之后”，就走回了正确的“路线”，亡羊补牢为时不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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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解析清楚了，“反秦事业胜利”必然性与“陈胜个人失败”偶然性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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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此，项梁“从民所望”立楚怀王。至于楚怀王是不是真的“民心所向”，并不重要。在这个特殊时期、危急时刻，他必须“民心所向”，也就是“必要的时候，人们才把他当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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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如此解释，根本原因即在项梁立楚怀王之后的举措，一方面以陈婴为“楚上柱国”并“与怀王都盱台”，把“楚上柱国”这个尊贵职位让给了陈婴，又把陈婴留在了楚怀王身边，他自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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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项羽本纪》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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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梁自号为武信君。[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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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武信君”根本不是楚怀王封的，而是项梁自号的。参照《史记·秦楚之际月表》，这个名号，为秦二世元年九月杀殷通之后自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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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二世二年二月，项梁任楚“上柱国”渡江。自此，将“楚上柱国”职位交给陈婴，自己仍以“武信君”为号，不担任任何“楚国”官爵，项梁真的有将自己视为楚怀王之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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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行为方式与之前的“两面派”手法，完全如出一辙。立楚后，不听楚令，反而以独立的身份号令“楚军”，与陈胜诸将扶立“六国后”完全如出一辙，甚至更加超然。这就无怪乎项羽进入咸阳之后，根本不把楚怀王当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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