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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不论中间一系列的推让，只说代王刘恒接受了劝进，以天子法驾入宫，《史记·孝文本纪》的记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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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即日夕入未央宫。[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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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真怕夜长梦多了，干脆，傍晚日落时分就住进未央宫，这过程中还出了个插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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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史记·吕太后本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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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谒者十人持戟卫端门，曰：“天子在也，足下何为者而入？”代王乃谓太尉。太尉往谕，谒者十人皆掊兵而去。代王遂入而听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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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此事发生在东牟侯刘兴居、汝阴侯夏侯婴将少帝迁居少府之后，已经汇报宫中安排妥当的情况下，竟有“谒者”端着长戟挡驾，解除他们的武装，还要太尉周勃亲自说话，明显就是“下马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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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文帝当天晚上干了四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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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夜拜宋昌为卫将军，镇抚南北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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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张武为郎中令，行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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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坐前殿，于是夜下诏书曰：“间者诸吕用事擅权，谋为大逆，欲以危刘氏宗庙，赖将相列侯宗室大臣诛之，皆伏其辜。”[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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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有司分部诛灭梁、淮阳、常山王及少帝于邸。[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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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军队，控制长安；任命亲信，保护自己；杀死旧主，以防后患；下诏定性，安功臣之心，就发生在一夜之间，汉文帝行为之果决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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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占尽优势的功臣集团为什么没有反抗汉文帝的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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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个时候，功臣勋贵们需要汉文帝对他们之前的行为进行政治确认，将他们列为“诛除诸吕”的主导者，双方才算完成政治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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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汉文帝在入宫当夜，就以诏书的形式确认了“诸吕谋为大逆”，将之前的政变定性为“平叛”。那么，这场政变的主谋和参与者们等于又立新功，而不是一群无视“虎符”“节杖”“诏书”，擅自发兵进宫捕杀相国、诸侯王的反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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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细节的处理，在于“赖将相列侯宗室大臣诛之”的排位，将、相、列侯、宗室、大臣，有齐王、楚王什么事儿吗？诸侯王是没写的，轻描淡写地划入了“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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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一句现代的话来总结，就是功臣列侯彻底篡夺了“革命果实”，齐王等人的“正义”行动，不但无功，反而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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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齐悼惠王世家》记录了这么一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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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婴在荥阳，闻魏勃本教齐王反，既诛吕氏，罢齐兵，使使召责问魏勃。勃曰：“失火之家，岂暇先言大人而后救火乎！”因退立，股战而栗，恐不能言者，终无他语。灌将军熟视笑曰：“人谓魏勃勇，妄庸人耳，何能为乎！”乃罢魏勃。[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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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勃是齐王的谋主，在政变之后，面对灌婴的责问使者，也只敢解释一句，家里着火不可能事先汇报给家长再救火，以开脱齐国无诏兴兵的罪责，然后就吓得两股战战，不敢说话。灌婴老将自然鄙视他，嘲笑他还能干点儿啥？直接罢免了他的官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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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兴兵有罪，但汉文帝又对齐国动了软刀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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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文帝元年，尽以高后时所割齐之城阳、琅邪、济南郡复与齐，而徙琅邪王王燕，益封朱虚侯、东牟侯各二千户。[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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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起来很大方，可且不说这三郡属于齐国旧地，在齐王发兵后，齐军也已实际攻取了三郡，等于不多不少，反倒是琅邪王刘泽，坚决反对齐王登基，推举代王上台，由琅邪一郡的地盘，一跃成为地连数郡的大国，这才是正经的酬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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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着，汉文帝又封淮南王舅父赵兼为周阳侯，齐王舅父驷钧为清郭侯（“诸侯表”作清都侯，后为邬侯），周阳在上郡、邬在太原县，虽然封侯，但是远迁，仍是削弱齐王、淮南王母家的支持。同年，齐王刘襄死去，谥号为哀王，也不知道是因为错失良机气死的，还是有别的什么不测，终究是死了，去汉文帝心头一大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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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能反映汉文帝对齐王起兵“诛除诸吕”的真实态度的，是对于齐相召平之子的安排。齐相召平在齐王擅自发兵时坚决抵制，想事先出兵包围王宫，没想到被魏勃欺骗，反被围于相府，无奈之下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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