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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言之，西汉经济回归正轨，人民的生活水平逐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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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公认的“清静无为”政治的源头是“萧规曹随”，其实，相对于作汉律九章的萧何而言，曹参更像是“无为而治”的鼻祖，见《史记·曹相国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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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惠帝元年，除诸侯相国法，更以参为齐丞相。参之相齐，齐七十城。天下初定，悼惠王富于春秋，参尽召长老诸生，问所以安集百姓，如齐故诸儒以百数，言人人殊，参未知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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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胶西有盖公，善治黄老言，使人厚币请之。既见盖公，盖公为言“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推此类具言之。参于是避正堂，舍盖公焉。其治要用黄老术，故相齐九年，齐国安集，大称贤相。[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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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惠帝元年，废除了诸侯国设置相国的法令，曹参为齐国丞相，此时的齐国有70城之广阔领土。时值天下刚刚安定，齐王刘肥正当年富力强，曹参于是征召境内的长老、百家之士，求教如何安定、聚集百姓，没想到齐地遗留下来的儒生数以百计，却各自说法不同，让曹参无所适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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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曹参听说胶西地方有一名擅长治黄老之学的学者，名叫盖公，就派人重礼邀请，等到见面之后，盖公告诉曹参，治理之道最上等的就是“清静”，则百姓自然安定，并以此为宗旨告知具体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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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参于是让出自己府邸的正堂供盖公居住，以尊重之。在他的治下，则行用黄老之术，为齐相9年，国内安定，百姓称颂他为贤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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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记载，说清了什么叫“清静”，而“无为”，则在下一个故事之中，见《史记·曹相国世家》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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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何且死，所推贤唯参。参代何为汉相国，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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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郡国吏木诎于文辞，重厚长者，即召除为丞相史。吏之言文刻深，欲务声名者，辄斥去之。日夜饮醇酒。卿大夫已下吏及宾客见参不事事，来者皆欲有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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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人之有细过，专掩匿覆盖之，府中无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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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子窋为中大夫。惠帝怪相国不治事，以为“岂少朕与”？乃谓窋曰：“若归，试私从容问而父曰：‘高帝新弃群臣，帝富于春秋，君为相，日饮，无所请事，何以忧天下乎？’然无言吾告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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窋既洗沐归，间侍，自从其所谏参。参怒，而笞窋二百，曰：“趣入侍，天下事非若所当言也。”至朝时，惠帝让参曰：“与窋胡治乎？乃者我使谏君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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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免冠谢曰：“陛下自察圣武孰与高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乎！”曰：“陛下观臣能孰与萧何贤？”上曰：“君似不及也。”参曰：“陛下言之是也。且高帝与萧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参等守职，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君休矣！”[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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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太长，不过还是需要翻译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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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何将死时，只荐了曹参作为自己的继任者，而曹参代相之后，凡事毫无变化，一切遵从萧何时的惯例。他任命地方长官往往选取不擅长文辞、有点儿木讷的人，选择丞相府的办事员（丞相史），则喜欢忠厚长者，凡是纠缠律令，用法烦苛的刀笔吏，或者是想邀名取宠的精明人，则往往罢黜之，每天也不管事儿，就是坐那儿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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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曹参如果发现人有“小过失”，往往亲自帮忙掩盖而非治罪，所以府中非常安宁。这些情况，看在汉惠帝眼里，就对曹参的儿子曹窋说，你回家劝劝你爹，别说我说的，怎么当丞相不管事，而且还不对我“请事”（即大事交天子定夺）呢？难道是嫌弃我有什么不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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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参儿子回家说完，挨了老爹二百板子，惠帝脸上挂不住了，说，你收拾儿子干吗，是我让他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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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参摘下帽子跪地解释，您觉得您比您父亲如何？惠帝说那哪儿敢比，曹参又问，您觉得我比萧何如何？惠帝说好像你也差点儿，曹参立刻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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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说得对，高帝和萧何定天下，法令已定，也以明示天下，您就安居九重，我就安守相位，咱们都照着前人画出的道儿来，不好吗？”惠帝称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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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无为”是绝对减少当权者个人意志的干扰，无论善意还是恶意的，以让制度自然运行，在前人划定好的路上行进，不做任何更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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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张家山汉墓竹简出土之前，这条“前人划定好的路”往往公认是“轻徭薄赋”之路，待到《二年律令》现世，我们才发现，这条路其实还是“秦法之路”，那么，“清静无为”除了“不兴大役”又和秦政有什么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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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就在《史记·平准书》的记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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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惠、高后时，为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律……而山川园池市井租税之入，自天子以至于封君汤沐邑，皆各为私奉养焉，不领于天下之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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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帝和吕后时代改变了汉高祖采取的歧视商贾政策，尤其是“重租税”以困之的手段，进而提及“山川园池市井”，也就是工商业收入，“山川园池”是所谓的“山泽”，即非耕地，这部分土地资源在封建时代，都是被封建主垄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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