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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者简单易行，但需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于自身皇权的处处受挫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后者则恍如踩钢丝，只要一个行差步错，帝国就将万劫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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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文帝是一个精明的现实主义者，当他认识到蓬勃发展的商品经济之中，除了原本秦制中可以管理的从事商业的“贾人”，还有国家依靠原本的律令无法控制的大批民户工商业者存在，他们的规模之大，让王朝常态制度下的小修小补，如加重商税、身份折辱等手段无从奏效，只能承认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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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作为皇帝，对他宝座威胁最大的，还不是这个“脱缰了”的商品社会，而是长安的功臣列侯、关东的诸侯王们，他们恰恰是汉文帝一朝前期和后期被削弱、打压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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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稳定社会、争夺民心、财力、物力，文帝一朝采取“跟着走、以利导之”的国策，也就毫不奇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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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汉文帝的粮食仓储充盈之后，第二次减半当年田租的“善政”颁布的同时，还下达了另外一条诏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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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文帝十二年）三月，除关，无用传。[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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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看“关”外的人在做什么，《史记·吴王濞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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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孝惠、高后时，天下初定，郡国诸侯各务自拊循其民。吴有豫章郡铜山，濞则招致天下亡命者铸钱，煮海水为盐，以故无赋，国用富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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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文帝时）然其居国以铜盐故，百姓无赋。卒践更，辄与平贾。岁时存问茂材，赏赐闾里。佗郡国吏欲来捕亡人者，讼共禁弗予。如此者四十余年，以故能使其众。[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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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淮南衡山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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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王长废先帝法，不听天子诏，居处无度，为黄屋盖乘舆，出入拟于天子，擅为法令，不用汉法。及所置吏，以其郎中春为丞相，聚收汉诸侯人及有罪亡者，匿与居，为治家室，赐其财物爵禄田宅，爵或至关内侯，奉以二千石，所不当得，欲以有为。[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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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纳流亡、豪杰，哪怕汉文帝的亲儿子封王也不能免俗，梁孝王刘武一样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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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延四方豪桀，自山东游士莫不至。[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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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人力、财富的争夺，让汉文帝不得不“大方”，皇位背后的刀子，也让他不敢对早已看不惯的“世道”下手，反而只能与这个“上下相反，好恶乖迕”的社会和解，用自己手中的权力筹码来“购买”粮食、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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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直白地说，汉文帝是作为一个秦制帝国的君主，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偏爱的体系瓦解，滑向不知走向何方的深渊，他还不得不接受。这个过程，就更没有“休养生息”什么事了，而之所以说是“不得不”，还是要从“自己人”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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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瓦：西汉王朝洪业启示录 第三节 汉帝国的军功授爵制度自开始就是一个“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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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军功爵的尴尬命运，自汉王朝建立，即已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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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汉高帝五年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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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吏卒会赦，其亡罪而亡爵及不满大夫者，皆赐爵为大夫。故大夫以上，赐爵各一级。其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非七大夫以下，皆复其身及户，勿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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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曰：七大夫、公乘以上，皆高爵也。诸侯子及从军归者，甚多高爵，吾数诏吏先与田宅，及所当求于吏者，亟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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爵或人君，上所尊礼，久立吏前，曾不为决，甚亡谓也。异日秦民爵公大夫以上，令丞与亢礼。今吾于爵非轻也，吏独安取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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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法以有功劳行田宅，今小吏未尝从军者多满，而有功者顾不得，背公立私，守尉长吏教训甚不善。其令诸吏善遇高爵，称吾意。且廉问，有不如吾诏者，以重论之。[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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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高帝的这份诏书可以解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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