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7011600
直到他儿子登基，反而“赐民爵一级”，是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吗？
1707011601
1707011602
绝不可能，《二年律令》里关于“授田”排队的规定，很明显仍存在“授田”不得的问题。
1707011603
1707011604
那么，只有一个可能，就是汉惠帝改变了解决问题的思路，反正虱子多了不痒，债多了不愁，汉高帝十二年五月之后的汉惠帝元年十二月，也就是相隔7个月后，又一次“赐民爵一级”，这回连理由都很难找了，毕竟不过年也不过节。
1707011605
1707011606
最大规模的“大夫”爵，此时升到了“公大夫”爵，而原本的“大夫爵级”中的“高爵”，公大夫、公乘、五大夫，已经全部堆在了“五大夫”爵上。
1707011607
1707011608
其实，对于这60万“大夫”爵，给5顷土地他们没法完全耕种，给9顷土地一样没法完全耕种，而原本“高爵”的“食邑”也不可能有什么增长，只是提升了礼仪待遇罢了。
1707011609
1707011610
到了汉惠帝五年，长安城修成，赐民爵一级，两者是否有必然联系，很难确知，但此时，60万“大夫爵”又升到了“公乘”，即所有“大夫爵”级的军功受益阶层，分别集中在“公乘”和“五大夫”两级里。
1707011611
1707011612
以25顷田地置换几百户的“食邑”，不难理解，可如非此次赐爵至吕后元年再次赐爵之间动议施行全面的分级“名田宅”，则“公乘”爵的特殊地位就难以理解，《二年律令》中唯一一个可说的，可能就是“卿爵”后子为“公乘”。
1707011613
1707011614
但是，如果我们结合《二年律令·捕律》和“大通上孙家寨汉简”的记载：
1707011615
1707011616
斩捕首虏二级，拜爵各一级。[96]
1707011617
1707011618
能产捕群盗一人若斩二人，爵一级。[97]
1707011619
1707011620
就会发现，早在《二年律令》的时代，已经施行的是“斩首二级拜爵一级”，完全不能以《商君书·境内》中的斩首一级拜爵一级对应解释了。
1707011621
1707011622
推而广之，“大通上孙家寨汉简”的军律规定，至少在制度原则上，就是从汉初发展下来的，甚至可能是从秦朝成熟的军律中继承来的。
1707011623
1707011624
而在“大通上孙家寨汉简”中又有“凡为公乘者”的残句，对照汉高帝八年对刘氏冠的规定，都说明，“公乘”爵可能存在与军事行为直接相关的界限。只是不为我们所知。
1707011625
1707011626
那么，《二年律令·户律》中分级授田的规定施行，就有另外一个时间可能，即吕后元年赐爵后，所有低于“卿爵”的军功授爵者，全部集中在“五大夫爵”，成为一个稳定的、共同权利体。
1707011627
1707011628
这也就能解释，为什么《二年律令·户律》有如下规定：
1707011629
1707011630
自五大夫以下，比地为伍，以辨为信，居处相察，出入相司。[98]
1707011631
1707011632
到了汉昭帝时，标准又变了，见《盐铁论·周秦》：
1707011633
1707011634
故今日阙（当为关字）内侯以下，比地于伍，居家相察，出入相司。[99]
1707011635
1707011636
汉初“自五大夫以下”即包含“五大夫”爵，实质上是将原本的“贵族爵”平民化，其生活居所与编户齐民等同，则完全失去了“宗邑”“食邑”等“封建”特权，只是拥有更多礼仪和经济特权的平民罢了。
1707011637
1707011638
特权差距最直观的就是《二年律令·贼律》的一条：
1707011639
1707011640
所殴詈有秩以上，及吏以县官事殴詈五大夫以上，皆黥为城旦舂。[100]
1707011641
1707011642
“殴詈”即打骂，吏，只要是有秩以上的吏，人身不受侵犯，而“有秩毋乘车者”只是一百二十石吏，而官吏因公事打骂五大夫以上爵位者，才与上述相同，黥为城旦舂。
1707011643
1707011644
“公乘”也是相当于六百石的“显大夫”，却不在上述律文的保护之列，说明“公乘”并不是社会管理意义上的重要节点，而“五大夫”才是。等到汉武帝朝之后，连汉初还保持“贵重”的“卿爵”也不值钱了，才会出现“关内侯以下，比地于伍”的情况。
1707011645
1707011646
只不过，“贵族”阶层权利的下坠，往往并不只是“制度规定”带来的后果，而是社会运动的副产品。
1707011647
1707011648
据《汉书·惠帝纪》记载：
1707011649
[
上一页 ]
[ :1.7070116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