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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萧何改订汉法之后，已经不再施行什么“三章之法”，后来的更张，也是在他的法令基础上修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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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次变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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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帝四年）三月甲子，皇帝冠，赦天下。省法令妨吏民者；除挟书律。[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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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后）元年春正月，诏曰：“前日孝惠皇帝言欲除三族罪、妖言令，议未决而崩。今除之。”[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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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共就两次，三项内容：挟书律，就是禁止民间藏书；三族罪，就是连坐三族；妖言令，通“言”，就是“不当所言”的惑乱人心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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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能得到“罪三族”待遇的人真没几个，也就是韩信、彭越被“夷三族”，赵王张敖的臣属“罪三族”，都是涉及谋反的“大政治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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挟书、妖言涉及面更是有限，基本上属于知识分子“思想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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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来说，以上的改变，并没有触及汉律的主体结构，更不会触及汉朝的底层社会，在这个意义上，“去诽谤”和“除宫刑”，真是惠帝、吕后时代“约法省禁”的思路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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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汉文帝上台后的大手笔，结合之后的发展，完全是天翻地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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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文帝元年，“除收孥相坐律”，掐了新晋刑徒的一大来源，等于是把刑徒来源由一家子变成一个人，这种减少是数量级的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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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按照《汉书·刑法志》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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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文帝）选张释之为廷尉，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罚大省，至于断狱四百，有刑错之风。[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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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到了一年断狱四百，这种减少就很有意义了。当然，这种“轻刑”和“慎刑”，属于汉惠帝时代黄老政治的延续。《史记·吕太后本纪》就说到惠帝、吕后时代“刑罚罕用，罪人是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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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一下秦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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奸邪并生，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天下愁怨，溃而叛之。[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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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转为盗贼，赭衣半道，断狱岁以千万数。[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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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掐入流，还有减存量，也就是“去肉刑”，具体的内容见《汉书·刑法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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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当完者，完为城旦舂；当黥者，髡钳为城旦舂；当劓者，笞三百；当斩左止者，笞五百；当斩右止，及杀人先自告，及吏坐受赇枉法，守县官财物而即盗之，已论命复有笞罪者，皆弃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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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人狱已决，完为城旦舂，满三岁为鬼薪白粲。鬼薪、白粲一岁，为隶臣妾。隶臣妾一岁，免为庶人。隶臣妾满二岁，为司寇。司寇一岁，及作如司寇二岁，皆免为庶人。其亡逃及有罪耐以上，不用此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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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令之刑城旦舂岁而非禁锢者，完为城旦舂岁数以免。[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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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是“去肉刑”，其实是“减刑”，即肉刑减等，刑徒确定刑期并累计时间升等改变身份。这就由“刑徒”变成了“徒刑”，有了固定的刑期，一旦有了刑期，刑徒的存量自然就会减少，这也是预期中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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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这些还可以解释为“无心之举”，或者说目的性并不指向刑徒经济，那么，在汉文帝后元四年的另一个举措就完全是直接下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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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文帝后元四年）五月，赦天下。免官奴婢为庶人。[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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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秦国和秦朝广泛存在的“居赀”，即债务奴，在《二年律令》中已经消失，而秦制中的城旦舂、鬼薪白粲、司寇，则在汉文帝十三年五月改制之后成为有刑期的服刑犯人，而不再是终身制的奴隶，哪怕是刑期最长的重犯，5年也已免为庶人。而后元四年的这一次“免官奴婢”，则是在此政策施行整7年后，将秦国、秦朝既已存在的官奴婢一扫而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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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到汉文帝后元四年前后，西汉王朝自秦朝继承而来的“刑徒经济”已经“不废而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