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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是“去肉刑”，其实是“减刑”，即肉刑减等，刑徒确定刑期并累计时间升等改变身份。这就由“刑徒”变成了“徒刑”，有了固定的刑期，一旦有了刑期，刑徒的存量自然就会减少，这也是预期中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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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这些还可以解释为“无心之举”，或者说目的性并不指向刑徒经济，那么，在汉文帝后元四年的另一个举措就完全是直接下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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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文帝后元四年）五月，赦天下。免官奴婢为庶人。[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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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秦国和秦朝广泛存在的“居赀”，即债务奴，在《二年律令》中已经消失，而秦制中的城旦舂、鬼薪白粲、司寇，则在汉文帝十三年五月改制之后成为有刑期的服刑犯人，而不再是终身制的奴隶，哪怕是刑期最长的重犯，5年也已免为庶人。而后元四年的这一次“免官奴婢”，则是在此政策施行整7年后，将秦国、秦朝既已存在的官奴婢一扫而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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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到汉文帝后元四年前后，西汉王朝自秦朝继承而来的“刑徒经济”已经“不废而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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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有些周折的出土材料旁证就是湖北江陵出土的凤凰山10墓木牍。该简牍被断代为汉文帝末期到汉景帝四年之间，其间的内容有“廪簿”“贷簿”“田租刍藁簿”等，不过其中提及的基层吏员，只涉及“乡”和“里”，完全没有见到“田部”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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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里耶秦简中明确可见的“度稼得租”“税田”“舆田”“程”等田租收取的程序全部不见，而这些程序恰恰需要“田部”官吏的积极参与才能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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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二年律令·秩律》中仍然有“田部”。可见，直到汉文帝登基前，这个基层官员系统一直存在，考察《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中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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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文帝十三年）除肉刑及田租税律、戍卒令。[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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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史记·孝文本纪》和《汉书·文帝纪》都没有记录这一条，但是，在《汉书·爰盎晁错传》中记录的文帝十五年贤良文学对策中明确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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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刑不用，罪人亡帑；非谤不治，铸钱者除；通关去塞，不孽诸侯；宾礼长老，爱恤少孤；罪人有期，后宫出嫁；尊赐孝悌，农民不租。[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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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不租”与“肉刑不用，罪人亡帑”并列，说明这些政策在汉文帝十五年之前已经通行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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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肉刑及田租税律”这两个都必然涉及“田部”“田官”的政策属于同步下达，这个基层官吏职务序列的消亡，应该也是伴随“田租税律”被废除，同时取消的应该还包括“司空”系统，其所掌管的“刑徒”群体的消失，自然也就带动着制度性管理系统的消失，这些可以说是汉文帝改革的大略图景，远远不是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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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汉文帝二年，儒生贾谊即上《论积贮疏》，见《汉书·食货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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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背本而趋末，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长，是天下之大贼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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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殴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畮，则畜积足而人乐其所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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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上感谊言，始开籍田，躬耕以劝百姓。[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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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政见，贾谊要求的“崇本抑末”无非老调重弹，但是受到刚刚登基的汉文帝的重视，就说明“背本趋末”在汉文帝初年绝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普遍的“世风”，甚至是影响公私储备的严重政治问题，所以他才在汉文帝二年“开籍田”，为民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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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礼仪行为，汉文帝施行过多次，用处其实并不大，而晁错上疏言事的“劝农力本”应即《汉书·食货志》收录的《论贵粟疏》，时间应在汉文帝十一年六月至十二年三月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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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汉文帝采纳了晁错的建议，采取“入粟拜爵”的方式来增加边郡积储，不到9个月的时间，就堆积了边郡可支5年，内郡可支1年的积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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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汉文帝时代的核心问题不是缺少粮食，农业不发达，而是旧的“秦制财政”的收入大宗来自土地税、人头税和官有产业经营所得，以及一部分市租和资源租税，货币收入占据大宗，却被通货膨胀所侵吞，也就意味着真正的危机是“财政危机”。具体点儿说，即国家控制的最重要“实物”，“粮食”不足，这也是“秦朝财政”中刑徒参与的核心经营部门“田官”逐步废弃的后遗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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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背景下，才有了晁错的上疏和“孝悌力田”以户口设置常员的举措，以及允许“入粟拜爵”，最终废除田租税律，并废除旧的“田部”和“田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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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秦朝的公田经营，出土简牍中有所展示，可以说是秦王朝“粮食收入”的主要来源，从汉初直到汉武帝前期的相关变化，由于资料阙如，只能合理推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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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汉高帝五年诏要求各地官吏优先保证自家“老兄弟”的高爵授田，同时，又号召离散户口回原籍，“复故爵田宅”，也就意味着在恢复秦朝土地所有的前提下满足“新贵”的授田，直接后果只能是“公田”授之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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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由里耶秦简可知，哪怕是秦朝的安定时期，刑徒仍逃亡不绝，秦末大乱之时，刑徒、官奴的逃亡自在情理之中，而《二年律令》中明显减少了刑徒管理的条文，也说明刑徒劳动不再像“睡虎地秦墓竹简”“岳麓书院藏秦简”和“里耶秦简”的时代那样繁盛、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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