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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刑不用，罪人亡帑；非谤不治，铸钱者除；通关去塞，不孽诸侯；宾礼长老，爱恤少孤；罪人有期，后宫出嫁；尊赐孝悌，农民不租。[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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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不租”与“肉刑不用，罪人亡帑”并列，说明这些政策在汉文帝十五年之前已经通行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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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肉刑及田租税律”这两个都必然涉及“田部”“田官”的政策属于同步下达，这个基层官吏职务序列的消亡，应该也是伴随“田租税律”被废除，同时取消的应该还包括“司空”系统，其所掌管的“刑徒”群体的消失，自然也就带动着制度性管理系统的消失，这些可以说是汉文帝改革的大略图景，远远不是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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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汉文帝二年，儒生贾谊即上《论积贮疏》，见《汉书·食货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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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背本而趋末，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长，是天下之大贼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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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殴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畮，则畜积足而人乐其所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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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上感谊言，始开籍田，躬耕以劝百姓。[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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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政见，贾谊要求的“崇本抑末”无非老调重弹，但是受到刚刚登基的汉文帝的重视，就说明“背本趋末”在汉文帝初年绝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普遍的“世风”，甚至是影响公私储备的严重政治问题，所以他才在汉文帝二年“开籍田”，为民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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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礼仪行为，汉文帝施行过多次，用处其实并不大，而晁错上疏言事的“劝农力本”应即《汉书·食货志》收录的《论贵粟疏》，时间应在汉文帝十一年六月至十二年三月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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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汉文帝采纳了晁错的建议，采取“入粟拜爵”的方式来增加边郡积储，不到9个月的时间，就堆积了边郡可支5年，内郡可支1年的积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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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汉文帝时代的核心问题不是缺少粮食，农业不发达，而是旧的“秦制财政”的收入大宗来自土地税、人头税和官有产业经营所得，以及一部分市租和资源租税，货币收入占据大宗，却被通货膨胀所侵吞，也就意味着真正的危机是“财政危机”。具体点儿说，即国家控制的最重要“实物”，“粮食”不足，这也是“秦朝财政”中刑徒参与的核心经营部门“田官”逐步废弃的后遗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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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背景下，才有了晁错的上疏和“孝悌力田”以户口设置常员的举措，以及允许“入粟拜爵”，最终废除田租税律，并废除旧的“田部”和“田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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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秦朝的公田经营，出土简牍中有所展示，可以说是秦王朝“粮食收入”的主要来源，从汉初直到汉武帝前期的相关变化，由于资料阙如，只能合理推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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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汉高帝五年诏要求各地官吏优先保证自家“老兄弟”的高爵授田，同时，又号召离散户口回原籍，“复故爵田宅”，也就意味着在恢复秦朝土地所有的前提下满足“新贵”的授田，直接后果只能是“公田”授之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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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由里耶秦简可知，哪怕是秦朝的安定时期，刑徒仍逃亡不绝，秦末大乱之时，刑徒、官奴的逃亡自在情理之中，而《二年律令》中明显减少了刑徒管理的条文，也说明刑徒劳动不再像“睡虎地秦墓竹简”“岳麓书院藏秦简”和“里耶秦简”的时代那样繁盛、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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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汉惠帝、吕后和汉文帝时代，长达近30年的“轻刑”统治，已经让“罪人是希”，新增的入流大幅度减少，待到“收孥相坐律”废除后，更是只能削减到不足以支撑郡县常态刑徒经济运行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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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一下，到了汉文帝十三年，处于既无公田可耕，又无刑徒、官奴婢可用的境地，留着这项旧制又有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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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好刑名之言”的汉文帝才会接受晁错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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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亡穷；粟者，民之所种，生于地而不乏。夫得高爵与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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爵位是皇帝手里的东西，出于口而无穷，就是“没本钱”。而得到高爵和免罪，人人都会想要，这实际上是一个交换逻辑，不再是秦制中的义务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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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汉文帝是个“好脸”的皇帝，让他和臣民交易粮食，还不把晁错杀了？偏偏他没有，愣是把“卖爵”变成了“伟业”，还没人说三道四，也是不同凡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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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项“伟业”，又从根本上动摇了上文中已经说到的，“秦制”的另一个根基，二十等爵制为基础的动员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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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这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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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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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鞅编制的“耕战”体制之下，“利出一孔”的“一孔”，就是爵位和土地的对应关系，爵位为编户齐民约束下的“人”标定了对应的位置，也设定了对应的“权利”和“义务”。尽管这部分“权利”是残缺的，只包含了“生存权”相关的经济条件，仍旧以授予土地的方式给予了“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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