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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略看一下，汉初“赎死”钱数是秦朝的13.02倍，东汉末年的赎死钱数则是汉初的1/5，这实际上也就是所谓沧海桑田了，而由于秦和汉初均用半两钱，参考米价和赎死的价格变化，大体可以理解为两者之间的物价差会达到8～1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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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趋势发展到汉文帝时代，米价就跌到了1石十几钱，绝非农业生产爆发可以解释，只能用另外一次制度变革来解释，即《汉书·文帝纪》记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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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文帝五年）夏四月，除盗铸钱令，更造四铢钱。[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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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法大变，定“四铢钱”的标准铸造和行用，原本大量流通的“荚钱”被迫退出流通，物价才能有这种程度的腰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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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似是“盛世气象”，殊不知谷贱伤农？最后只能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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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晁错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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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故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恶乖迕，而欲国富法立，不可得也。[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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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现实吧，既然民可以卖爵，买爵可以免罪，为什么不国家来卖，充实仓储，赈贫济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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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一个二等爵上造，要入粟六百石，以1石粟15钱计，也需9000钱，若是第九级的五大夫爵，就要入粟四千石，需要60000钱，看起来比用钱买爵还便宜点儿，但是要考虑运费和不同地区的粮价，虽然效果显著，规模巨大，但未必是什么让利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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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更重要的作用是，“爵位”彻底与军功脱钩，甚至与“功劳”脱钩，而变成了一次司法特权与粮食的纯交易，尽管是从惠帝时代开始的，但集大成者，且允许全民参与的，则是汉文帝首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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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史记·律书》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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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至孝文即位，将军陈武等议曰：“南越、朝鲜自全秦时内属为臣子，后且拥兵阻阸，选蠕观望。高祖时天下新定，人民小安，未可复兴兵。今陛下仁惠抚百姓，恩泽加海内，宜及士民乐用，征讨逆党，以一封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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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文曰：“朕能任衣冠，念不到此。会吕氏之乱，功臣宗室共不羞耻，误居正位，常战战栗栗，恐事之不终。且兵凶器，虽克所原，动亦秏病，谓百姓远方何？又先帝知劳民不可烦，故不以为意。朕岂自谓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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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匈奴内侵，军吏无功，边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常为动心伤痛，无日忘之。今未能销距，愿且坚边设候，结和通使，休宁北陲，为功多矣。且无议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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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百姓无内外之繇，得息肩于田亩，天下殷富，粟至十余钱，鸣鸡吠狗，烟火万里，可谓和乐者乎！[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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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在此不厌其烦地记录了将军陈武（即柴武）与汉文帝的国策交锋，最后以汉文帝沉甸甸的四个字“且无议军”结束，并明确指出这个国策与汉文帝时代繁荣、和乐景象的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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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汉文帝治国，紧紧抓住“百姓福祉”的宗旨，而不受“以一封疆”的功业引诱，在具体的政策层面，上文中的七条“伟业”梳理，很明显展示出两个集中时段，一个是汉文帝刚刚登基的元年、二年，一个是汉文帝十二年（当年还发生了置三老、孝、悌、力田）、十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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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前一个阶段的“善政”还多为“人心层面”的，也就是以诸侯王入继大统，汉文帝需要聚拢人心，增加自己皇位的支持者，所以，要的是“德”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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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后一个阶段的“善政”则多为“制度层面”的。这个时期，非常集中地出台了一系列的“变法易故”，理由就没有之前那么直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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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将之前的一系列政策联系到一起，这个理由也就呼之欲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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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个时候恰恰面临汉高祖给子孙“刨下”的骗局的“坑”需要兑现的两个高潮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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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是60万跟随刘邦的汉军“老兄弟”，本人和子女一代“复”的结束，因为及身及户，哪怕是汉高帝五年才从军的“小字辈”，当时哪怕只有20岁，到汉文帝十三年也已经54岁了，如果是汉元年跟随刘邦入汉中的部属，则已经59岁了，也就意味着他们的子女已经跨过了“傅”的坎儿，早该分户了，依当时的婚龄，孙子可能都该单独立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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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是这个年龄段，实际上面临本人死亡后，土地继承的问题了，现代点儿说，就是“土地使用权到期”，因为汉初军功爵明确为减等继承，而且削减的幅度很大，哪怕是当年足额分配的田地，在这个时候，也不可避免地要分拆，如果按照律令，低爵子分完之后，多余部分还要还给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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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老兄弟”占有的田地，如果足额授田，将占据西汉王朝耕地的绝大部分甚至全部，也就意味着，这个王朝的绝大部分“有产者”将面临一轮重新洗牌，更重要的是，这部分“有产者”就是王朝的主要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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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汉文帝必须给他们一个说法，也就是寻求一个解决方案来避免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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