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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景帝中元四年）御史大夫绾奏禁马高五尺九寸以上，齿未平，不得出关。[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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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景帝中元四年）秋，赦徒作阳陵者死罪；欲腐者，许之。[152]（秋，赦徒作阳陵者。[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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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景帝中元六年）十二月，改诸官名。定铸钱伪黄金弃市律。[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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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景帝后二年）令徒隶衣七稯布，止马舂。[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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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建元元年）赦吴、楚七国帑输在官者。[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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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一下晁错在汉文帝十五年的贤良文学对策和汉景帝立庙诏书中“痛夸”明君的功绩，到汉景帝时代，废除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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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农人不租”变成了“三十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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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罪人亡帑”变成了“帑输在官”，直到汉武帝时才赦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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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铸钱者除”变成了“铸钱者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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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通关去塞”变成了“出入用传”+“战马禁运”；（5）“除宫刑”变成了“欲腐者，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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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罪人有期”倒是没变，就是把已经没多少的徒隶又捡回来了，而徒隶，其实就是汉代律令中隶臣妾、城旦舂、鬼薪白粲的统称，也就是包含官奴婢和不得与民人混住的刑徒的一个总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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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汉文帝一朝一步步“绝秦之迹”，到汉景帝手中又给请了回来。这个结果看着好笑，却是一次意义深远的大变动，为什么会发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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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载简略的汉景帝一朝，很难给我们多么具体的信息，但是，汉景帝时代，恰恰是国策大转变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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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广收积储，骄奢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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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重新武装，加强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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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其一，《史记·平准书》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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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景时，上郡以西旱，亦复修卖爵令，而贱其价以招民；及徒复作，得输粟县官以除罪。益造苑马以广用，而宫室列观与马益增修矣。[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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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记载的前半段，看起来和汉文帝朝没什么区别，甚至还贱爵价以招参与的百姓，但是后半段，就能看出来不同了，与汉文帝的“减嗜欲”不同，汉景帝开始增修宫殿、楼观，也开始广畜苑马，一方面是为了个人的享受，另一方面是整修中央武备，备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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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平准书》中继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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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上即位数岁，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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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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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后绌耻辱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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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物盛而衰，固其变也。[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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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段司马迁“炫富”的描述相信很多人比较熟悉，其中进入繁荣“盛世”的上下骄奢之态已经暴露无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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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不是孤证，见《汉书·贾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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