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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安国曰：“三十年曰世。如有受命王者，必三十年仁政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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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文帝在位23年，距离30年相去不远，加上之前的汉初20多年，40多年的政策延续性，算得上一个“仁”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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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是第二个时间段，即“善人之治国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文帝之后百年，刘氏的后人们有没有做到“胜残去杀”“几致刑措”“备刑罚而无用，天下向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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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没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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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半段的赞词已经点了汉武帝的名，所谓“廪廪乡改正服封禅矣”，廪廪的意思是“庶几”“渐近”，也就是几乎就把服色改了、封禅去了，这个说的是贾谊、公孙臣上书汉文帝改正朔、服色，结果汉文帝只是做了准备，实施则留待后人，完成这项“大功业”的后人正是汉武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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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史记·封禅书》里司马迁是这么记录汉文帝“谦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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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有上书告新垣平所言气神事皆诈也。下平吏治，诛夷新垣平。自是之后，文帝怠于改正朔服色神明之事，而渭阳、长门五帝使祠官领，以时致礼，不往焉。[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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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怠于”、一个“不往焉”，这还是“谦让”吗？这是被方士新垣平忽悠之后恼羞成怒，干脆完全不信这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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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司马迁因为时代原因，有话不敢全说，那么，班固直斥汉文帝之非，就更能完整补全“文景之治”这个西汉“仁政”顶点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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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汉书·刑法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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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孝文即位，躬修玄默，劝趣农桑，减省租赋。而将相皆旧功臣，少文多质，惩恶亡秦之政，论议务在宽厚，耻言人之过失。化行天下，告讦之俗易。吏安其官，民乐其业，畜积岁增，户口浸息。风流笃厚，禁罔疏阔。选张释之为廷尉，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罚大省，至于断狱四百，有刑错之风。[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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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通夸，说汉文帝的时候，刑罚大省，可到了千古留名的“废肉刑”事件，班固又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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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后，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斩右止者又当死。斩左止者笞五百，当劓者笞三百，率多死。[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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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是汉文帝的重要历史功绩，后人大夸特夸的故事，却是“外有轻刑之名”，实际上杀人。当然，这不是班固比司马迁骨头还硬，而是这个问题由汉景帝坦白认账，见《汉书·刑法志》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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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帝元年，下诏曰：“加笞与重罪无异，幸而不死，不可为人。”[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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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过来就是说，肉刑换笞刑，结果上和死罪差不了多少，哪怕侥幸没抽死，人基本也就残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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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由剁掉脚趾改成用竹片“笞”500下，照样能打死人。而秦朝的“笞刑”一般针对的就是“事罪”，比如损坏公物之类，所以打个10下、30下、50下比较常见，除了“熟笞”算是情节严重要加刑，那是打满100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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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像汉文帝这种300下、500下抽下去，脚趾头和鼻子是保住了，命基本也没了，所以汉景帝元年进一步加惠于民，先是减少了“笞”的数量，500减到300，300减到200，结果会不会有变化，可以自己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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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汉景帝中六年，又下诏，减300为200，减200为100，又规定了刑具必须是竹板，大小厚薄的规制，强调只能打臀部，且中途不得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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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义不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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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过往对秦汉交替之际的讲述，基本延续了《史记》《汉书》中的讲述，即秦代法网严密、百姓苦之，汉高祖吊民伐罪、约法三章，所以为政宽简，之后又行黄老、清静无为，百姓得而休息，遂成就“文景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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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解释体系，可以理解为汉代的官方宣传，如果没有一波又一波秦简、汉简中律令材料的出土，这个官方解释可能还会继续延续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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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的出土，给我们展示了“清静无为”的真正背景，就是西汉初年的律令制度体系完全是对秦代的继承，只是根据汉朝的政略调整，略做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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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汉朝人心知肚明，属于不需要进一步解释的世界存在本身，对于我们，乃至于1000多年前的唐朝人，都已经是两个世界的故事了。因为世易时移，这种认识冲突，可谓比比皆是，比如在我们的意识里，军事和法律是不搭界的两个概念，可班固在《汉书·刑法志》里却明确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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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云“天秩有礼”，“天讨有罪”。故圣人因天秩而制五礼，因天讨而作五刑。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钺；中刑用刀锯，其次用钻凿；薄刑用鞭扑。大者陈诸原野，小者致之市朝，其所繇来者上矣。[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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