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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魏攻守格局已逆转，秦国开始了战略反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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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门之战次年（前363），秦军又一次大举出击，目标是黄河西岸军事重镇少梁城，意在拔除魏国设在河西的战略据点。在上一年战争中伤亡惨重的魏国再次向赵国求援，颇有义气的赵成侯又一次派人马渡过黄河，协助魏军挫败了秦国夺取少梁城的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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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魏惠王与以前的晋国君主一样，着实缺少感恩之心。他非但没有报答赵国的救命之恩，反倒恩将仇报，悍然发动对赵、韩的进攻，在浍水之战中大败赵、韩联军，并占领赵国的皮牢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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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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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魏惠王这样不讲道义的人，终究恶有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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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362年，秦献公再攻少梁城，这回赵国人再也不施援手了。秦国庶长国大破魏军，俘虏其统帅公孙痤，夺取繁庞城。这座城池是当年魏文侯从秦国人手中夺取的，现在又回到秦国人手中。秦国在与魏国的河西争夺战中，已经占据了上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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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咄咄逼人的秦国，魏国已经没有优势可言了。魏惠王作出两个重大决定：第一，在河西修筑长城；第二，将首都从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东迁大梁（今河南开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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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大决定，实际上是对秦战略的重大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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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筑长城，很明显是防御手段而非进攻手段。对比魏文侯、魏武侯，魏惠王的战略思想严重倒退。当年吴起便强调“在德不在险”，高山大川尚且不能凭恃，何况是长城呢？打仗要靠民心士气，民心士气要靠政府的“德”来维系。魏惠王非但不能团结兄弟般的国家，反而恩将仇报，好战成性，哪来的“德”呢？从此，魏国便陷入被动挨打之中，绝少主动出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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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都在古代是关系到国家兴衰的一件大事，也可窥视政府的战略方向。秦献公迁都栎阳，靠近前线，以表明收复河西的决心。魏惠王迁都到大梁，表明魏国的战略重心转向中原，西线对秦国的防御力量也就相应削减。从以后的历史看，这一决策是相当致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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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秦国由战略防御转向战略反攻时，在位二十三年的秦献公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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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秦国得以复兴的关键人物，他的改革虽然没有后来商鞅变法那么全面深刻，却也有许多制度是开拓性的，其中又以废除殉葬制最为重要。他抓住三晋战争的良机，在石门之战中一举歼灭六万魏军，武功之显赫，即便秦穆公亦有所不逮。不过，他对秦国最大的贡献，大概是选对了接班人，继位者便是一代明君秦孝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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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孝公即位时，战国七雄的格局已明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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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几百年的兼并战争，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在中国版图上，形成七个大国对峙局面。这七个大国分别是：秦国、魏国、韩国、赵国、齐国、楚国、燕国，号称“七雄”。除此之外，还有两个中等国家：宋国与中山国，其余的都是小诸侯，主要集中在淮河、泗水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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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七雄中，秦国是最被瞧不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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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代，华夏文明高度发展，诸子百家兴起，儒、道、墨、法诸家粉墨登场，文化群星闪耀。可是这些与秦国一点都不沾边，有哪个文化大师出自秦国呢？一个都没有。在这场影响至深、至远的文化革命中，秦国一点贡献也没有。自殽山之战后，秦国进入中原的道路被晋国阻断，也失去与中原诸侯会盟的机会，在国内政治舞台上毫无影响力。在中原诸侯眼中，秦国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夷狄，四肢强壮，头脑简单，岂能不被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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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堂堂军事大国，却被人蔑视，秦孝公这面子往哪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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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明是周天子册封的诸侯，却被视为蛮夷，这岂非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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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的耻辱是，被魏国占领的河西之地，迟迟未能收复，连领土都没收复，秦孝公敢自称为“强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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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孝公日思夜想的就只有一件事：如何让秦国变得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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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年轻的肩膀上，扛着不能承受之重担，把他压得喘不过气。他有雄心壮志，却不知从何处下手。数百年的封闭，早养成秦人保守的习性，不愿意接受新思想新观念，暮气颇重，毫无创新精神可言。靠这些人，收复失地尚有疑虑，谈何建立更伟大的事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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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耻而后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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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公上台后的第一年，他便发了一道破天荒的“求贤令”，以裂土为赏，求天下贤才。我们且来看看这道历史上十分珍贵的求贤令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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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我缪公自岐雍之间，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为后世开业，甚光美。会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徙治栎阳，且欲东伐，复缪公之故地，修缪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国人宾客贤士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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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贤令首先回顾当年秦穆公的丰功伟绩，主要有两项：东平晋乱，西霸戎狄。那是秦国最风光的一段日子，秦孝公用“甚光美”的字眼，表达对先祖伟大事业的向往之心。写完秦穆公，孝公笔锋一转，转而沉顿，“国家内忧，未遑外事”，蒙受两大耻辱：其一，三晋夺我河西地；其二，诸侯卑秦。这两大耻辱，“丑莫大焉”。只要有人可以令秦国强大，孝公愿意“与之分土”，裂土为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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