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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商鞅怀揣一卷李悝的《法经》，离开魏国，动身前往秦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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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秦都栎阳，商鞅没有急着去见秦孝公，他还不了解秦孝公这个人。秦孝公改革的决心有多大呢？他的才能如何呢？是真心求贤，或者只是摆摆样子呢？“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商鞅毕竟是卫国贵族，对官场上的那套游戏自然心知肚明，要取得秦孝公的信任，只靠自己的才学是不够的，还得要有人举荐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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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商鞅找到一个人。此人名为景监，乃是秦孝公最宠幸的一个大臣。商鞅登门拜访，又送上礼物，托景监把自己引荐给秦孝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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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见到秦孝公，商鞅显然小心翼翼。游说君王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后世韩非子曾写了一篇《说难》，专门论述此门学问。有一点是明确的，在没有洞悉君主真实内心想法之前，说一些“高大上”的东西总是万无一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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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人有崇拜先祖的传统，言必称“三皇五帝”。其实三皇五帝时间久远，多是些传说故事，既是传说，越传越高大上，最后成了毫无缺点的完人。商鞅在秦孝公面前大谈三皇五帝的“帝道”，孝公听着听着，无精打采，中途有几次差点睡着了，最后听得不耐烦，没好气地把商鞅赶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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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初战失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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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孝公批评景监说：“你所推荐的门客是什么人哪，哪里值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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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监挨了骂，把怒气倾泄在商鞅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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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不慌不忙地说：“我今天跟主上说的乃是帝道，这个学问太深了，主上思想不开悟，与帝道无缘。”他请求再安排与秦孝公见面，也许是他那无与伦比的自信心征服了景监，这位宠臣答应再帮他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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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天后，商鞅第二度与秦孝公会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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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他不说帝道，而是说王道。所谓王道，就是夏王禹、商王汤、周文王、周武王等先王政治理论，这些人都是被后世推为“圣人”，无论文治还是武功，都有大成就。这回秦孝公没有打瞌睡了，只是还有不满意之处，因为禹汤文武都是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前的人，生活的时代与今天迥然不同，把他们的政治理论放到今天用，牛头对不上马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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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位读者，商鞅不是研究刑名之学吗？他不跟秦孝公谈论刑名之学，却大谈帝道、王道之学，岂非奇怪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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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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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名之学，向来上不了台面。华夏政治文明传统，都是讲求道德至上，即便是表面一套，背后一套，也得装出道貌岸然的样子。总之一句话，把“道德”二字挂在嘴边，保管不犯政治错误。商鞅在未知秦孝公底细之前，当然得小心谨慎，不能犯政治错误的。他先说了三皇五帝的帝道，又说了禹汤文武的王道，这些圣人都是历史上的英雄，秦孝公为什么不爱听呢？靠修德取天下，时间太长了。就说大禹吧，治水治了十几年，三过家门而不入，如此辛苦，才积累些德行，容易吗？秦孝公可不想花那么多时间在积德上，他要的是速效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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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两次面谈，商鞅摸清秦孝公的底了，自己的那套刑名理论，不正是速效药吗？下次见面，必定可以征服孝公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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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秦孝公第三次召见商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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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不说帝道，不说王道，只说霸道。霸道，就是春秋五霸经验，这里也包括孝公最推崇的先祖秦穆公。商鞅剖析霸业，入木三分。霸道之说，太合秦孝公口味了。春秋时代几位霸主，他们称霸的模式各有不同，但都是因势利导的结果。理论与时势相结合，才能迸发出强大的力量。比如说第一代霸主齐桓公，当时周室衰微，诸侯争战，蛮夷威胁，他不失时宜地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顺应天下民心，故能成就一代伟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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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孝公越听越兴奋，不住地点头。事后，他高兴地对景监说：“你的门客很不错，可以跟他讨论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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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见面，商鞅的人生在此转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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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孝公召见商鞅的次数越来越多。两人一熟，孝公也把心里话掏出来说：“您最早说的五帝三王那些道道，用他们的方法来建功立业，花费时间太长，我等不了。贤明的君主，应该在位时就扬名天下，而不是默默无闻地等上数十年乃至上百年才能成就帝王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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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答道：“要使国家在短时间内迅速强大起来，方法是有的，但是这个方法，在德行方面，就无法与商、周时代相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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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就是鼓吹德行，理想固然高远，可是实行起来，成功遥不可及。且不说后世儒生，就连鼻祖孔老夫子也混得不行，遑论他人？商鞅与秦孝公本质上是同一类型的人，他们要在活着时就名扬天下，而不是像孔子那样活着时如丧家之犬，死后却成了至圣先师。孔子是理想主义者，商鞅则是现实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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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主义者，注重今生而非来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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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孝公也是现实主义者。对他来说，道德家不是理想，他的理想是雪耻，是夺回被魏国占领的河西之地，改变中原诸侯把秦国当作蛮夷看待的“种族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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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国之路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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