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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风光无限的齐师在三晋兵团的联手阻击下,完全失去昔日的风采。究竟谁才是中原的强者,不是靠赢得很多次小战斗来证明,而是要靠硬碰硬的大战役来决定。廪丘之战,是齐国自春秋以来最惨的败仗,仅被遗弃在沙场上的齐军尸体便有两万具之多(或称三万),被三晋兵团所缴获的战车超过两千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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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军总司令孔青把齐国阵亡将士的尸体堆积起来,建起两座“京观”。京观就是很高的大坟,是胜利的一方用于炫耀武力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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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臣甯越对总司令孔青说:“可惜了,我们应该把尸体还给他们。战车、兵甲这些装备是在战斗中消耗掉的,而府库里的钱却会在安葬尸体中消耗掉。”我们知道中国传统思想中有“厚葬”的观念,是役齐国人战死两万多人,这在战国初期可谓是大数目。甯越想利用齐兵尸体来作文章,让齐国的钱财在“厚葬”的传统下烧光。这便是经济战,这便是超限战!由此看来,墨子提出“节葬”的主张,确实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随着战争规模越来越大,人员伤亡也随之增多,一味坚持“厚葬”的主张,最终只能让对手有机可乘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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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一点,春秋时代战争中体现出来的人道主义传统,在战国时代一点一滴地消失,甚至士兵的尸体也被当作经济战争的筹码,这并非仁义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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廪丘一役的胜利,证实了魏斯的理论,只要三晋团结,就没有打不败的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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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国人被打得焦头烂额了,可是魏斯并不想就此停手。尽管齐军损失了两万人与两千辆战车,但对于这个东方大国来说,这种损失还是可以承受得起,只要有喘息的机会,他们很快还会东山再起。对落水狗就得痛打,不然它游上岸后还得咬人。压制齐国的最好方法,莫过于趁热打铁,尽快发动新一轮的攻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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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不要忘了,齐国是一个很特殊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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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在哪里呢?原来西周成立之初,周王室给了齐国特殊权力,若有其他诸侯国不听王命者,齐国都可以征伐。魏斯继承了春秋时代的“霸主”思维:在政治上要掌握主动权,要“挟天子以令诸侯”。虽说到了战国,周天子真的是一个子都不值,可是对付齐这样的大国,扛出“王命”的旗帜,还是可以吓唬人,可以威慑其他诸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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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魏斯略施小计,从周天子那里“申请”来了一张王命。被高高架在空中的周威烈王自然“义正辞严”地发布一道王命,“命令”魏、赵、韩讨伐齐国。三家掌门人魏斯、韩虔、赵籍假惺惺地欣然领旨,于是乎三晋兵团又雄赳赳,气昂昂地向东方挺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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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说,三晋兵团的战斗力真不是吹出来的,无论在战术水平还是在将士的素质上,都比齐国高出一截。齐国人的自信心在攻势凌厉的三晋联军压迫下荡然无存,西部的长城形同虚设,被轻而易举地突破。这里我们看到,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一种新的防御手段出现了,便是修筑长城。齐国的这段长城,西起防门(山东肥城西北),东至琅邪入海,是战国时代较早的长城。但是这道貌似坚固的防御体系,却阻挡不住三晋的隆隆战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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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是公元前404年,继上一年廪丘惨败后,齐国人再吞苦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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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了魏斯的远见卓识。他挂羊头卖狗肉,高举“王命”的旗帜征伐齐国,凯旋归来后,又到周王室领地内搞了一个盛大的献俘仪式,为周天子挣足了面子。那么魏斯能从傀儡天子那里得到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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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报是丰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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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威烈王封魏斯为上卿,这只是个开端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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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斯、韩虔、赵籍所谋求的,乃是获得诸侯的权利。其实晋国早已经一裂为三,赵、韩、魏三足鼎立,势力强大,有国家之实,却无诸侯之名。原来还差一道程序的认定,诸侯之名必须要由天子册封。可是从周朝的礼法来看,赵氏、韩氏、魏氏以臣子的身份却凌架于君主之上,显然是乱臣贼子,大乱礼法,这种人怎么可以册封为诸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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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天子试图维持住最后的底线,可是却禁不住三家软硬兼施的巨大压力。终于在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低下高贵的头颅,正式册封赵、韩、魏三家为诸侯。魏斯就是魏文侯,韩虔就是韩景侯,赵籍就是赵烈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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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魏、赵、韩三氏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跨越,从卿大夫一跃而成诸侯。他们终于与晋国划清了界线,不再是晋国的一部分,而是崭新的国家。当然,晋国还存在了一段时间,只是它再也不是那个曾令对手胆战心惊的国家,而是沦为不起眼、只有几处破屋遮风避雨的穷诸侯了。曾经雄震天下的晋国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消沉了,在低声下气半个世纪后,于公元前349年最终走向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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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儒家史学认为,赵、韩、魏三家身为臣子,竟然剖分晋国,君君臣臣的政治体系完全被破坏。在这种纲常散坏的情况下,周天子封三家为诸侯,承认他们瓜分晋国的合法性,使得君臣之礼完全崩溃。后来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痛心疾首地说:“君臣之礼即坏矣,则天下以智力相雄长,遂使圣贤之后为诸侯者,社稷无不泯灭,生民之类糜灭几尽,岂不哀哉!”把战国时代的祸乱归结于周天子自毁纲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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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我们不得不说,传统史观的结论太简单了,只是站在君王的立场上来看问题,似乎周天子不承认三晋诸侯,周王室就可以走向复兴似的。事实上,战国时代的周天子,比起春秋时代更加羸弱,完全没有任何权力。所谓的“册立诸侯”,无非是对既存事实的承认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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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巨变的时代,这个变局是全方位的,绝不可能依靠过去的经验来解决新的问题,变革是必须的,也是时代的大势所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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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代诸侯的权柄落入卿大夫之手,三家分晋意味着旧的诸侯制解体,新的诸侯制兴起。由卿大夫篡夺君位而来的新诸侯,自然有自己的经验为戒,权力必须牢牢掌握在手中,不得与臣下分享。独裁制度由是兴起,战国时代,便是贵族政体向君主独裁政体转变的阶段,到最后演变为皇权制度,并统治中国达两千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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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赵、韩三家的独立之路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公元前475年知瑶上台到公元前453年的晋阳之战,知氏家族被消灭,晋国被赵、韩、魏三氏所控制;第二个阶段是公元前452年到公元前433年,晋侯反朝三家,象征着晋国被三卿瓜分;第三个阶段是公元前432年到公元前403年,周王正式封三家为诸侯,宣告三个国家完全从晋国脱离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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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崭新的时代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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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国的变局直接影响天下诸侯强弱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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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家一同被册封为诸侯,皆大欢喜。可是皆大欢喜的背后,又不容乐观。在三个新兴国家中,赵国的地理位置最好,位于北面,而北边没有强大的军事集团与之对垒;地理位置最差的是魏国,魏国北有赵国、南有韩国,东有齐国,西有秦国,东南与楚国接壤。在战国七雄中,它与五雄为邻,是典型的夹心饼干类型的国家。这种地理位置有点类似于近代欧洲的德国,必须为拓展生存空间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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