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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短暂的友谊是必要的，无论是魏、赵、韩，面临秦国的军事压力越来越大，在“三晋独联体”裂变后，三晋相互攻伐，鹤蚌相争，让秦国这个渔翁得利了。秦国在密谋一次更大的攻击，这次进攻的力度将是史无前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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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364年，凶猛的秦国兵团在大将章峤的统领下，杀入魏国。在内战中实力大衰的魏国无力凭借一己之力抵挡秦军，魏惠王不得不分别向赵、韩两国求援。应该肯定的是，赵成侯与韩懿侯在这个时候都表现出政治家应有的眼光与胸襟，毅然出兵相助。三晋联军与秦军战于石门（山西运城西南），这一战的结局令人震惊，秦国兵团大败三晋联军，斩首六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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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国由是奠定其超级军事强国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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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灾乐祸的周天子不失时宜地站出来，庆贺秦军大获全胜，并扔给秦献公一个“方伯”的头衔，所谓方伯，就是一方之伯，即一方诸侯之长。看来周天子还为三年前韩、赵两国分裂周室一事而耿耿于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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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年（公元前363年），秦军又一次大举出击，目标是黄河西岸军事重镇少梁城。前面我们说过，少梁城是魏国在河西地带的桥头堡，显然秦军意在拔除魏国设在河西的战略据点。在上一年战争中伤亡惨重的魏国再次向赵国求援，颇有义气的赵成侯又一次派人马渡过黄河，协助魏军挫败了秦国夺取少梁城的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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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位看客，赵、韩两国屡屡帮助魏国抗击秦国，那么现在这三个国家的关系应该不错了吧。这是正常人的想法，可是当时三晋的关系，真让人看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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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赵国出兵救援少梁城后不久，魏国恩将仇报，发动对赵国的战争，夺取列人、肥邑两地，直逼近邯郸城。魏惠王的做法实在是不厚道啊，但这还只是开始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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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362年，魏国与赵、韩又打架了。这次打架的原因不明，是魏国故意挑衅呢？还是韩、赵有意找茬呢？这已经是无头公案了。魏军的统帅是公叔痤，他在浍水以北与韩、赵联军血战，魏军战斗力更胜一筹，把韩、赵军队打得丢盔卸甲，大败而逃。赵国将领乐祚被俘，魏军长驱直入，攻取赵国的皮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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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役，魏国人扬眉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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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军队凯旋时，魏惠王亲自到郊外迎接立下大功的公叔痤，并当场赏赐良田百万亩。公叔痤婉言谢绝了，他把军队的胜利归功于其他人，特别提到了一个人——吴起！公叔痤是这样说的：“我们的军队团结而不溃败，勇往直前不避凶险，在敌人大兵压境时毫不胆怯退却，这都是吴起治军时所留下的优良传统，这是我所做不到的。”除了吴起之外，公叔痤又表彰了他的部将在踏察地形、战略决断上的贡献，当然，他没有忘掉歌颂魏惠王的英明。最后，这位魏军总司令说：“主上认为微臣有功，可是微臣又何功之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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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认为这位公叔痤，就是当年陷害吴起的公叔。这种看法的理由是，公叔是相国，公叔痤也是相国，应该是同一个人。如果这种假设成立的话，那么公叔担任相国的时间将近三十年，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但问题是，倘若公叔与公叔痤是同一人的话，那么对待吴起的态度怎么前后判若两人呢？有一些历史学家试图从人性心理的角度来解答这个问题：“抑或生则疑之，死则知之欤？”难道是因为吴起生前对他有威胁故而陷害之，死后反正也没有威胁了故而美言几句，以显示自己的雅量。这种解释尽管合理但不免牵强，我宁愿把公叔痤与公叔视为两人，而两人都当上相国，只是一种巧合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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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说，公叔痤确实在雅量，把功劳归给前人（吴起）、部将与君主，自己不居功自傲。这使得魏惠王十分欣赏，他派人找到了吴起的后人，封赏土地二十万亩，以示不忘吴起对魏国做出的杰出贡献。在魏国经历了巨大的动荡、特别是遭到秦国的沉重打击之后，魏惠王以这种方式委婉地承认了父亲魏武侯对吴起的不公正待遇，只是此时吴起已经死了二十年，而魏国压制秦国的日子也一去不复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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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惠王希望凭借此役的胜利，重新树立魏国中原领袖的地位。但是，恩将仇报的魏国人恶有恶报，在接下来的少梁之役中，魏军再吞苦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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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魏惠王魏罃并没有充当世界领袖的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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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魏文侯魏斯对待赵、韩两位兄弟，推心置腹，以诚相待，而且“三晋一家”的信念毫不动摇，这是他取得赫赫武功的根本。如今魏罃把这个根本抛诸脑后，需要的时候利用韩、赵作为抵挡秦国的盾牌，不需要的时侯就大打出手。吃了闷亏的韩、赵两国互相通气，既然魏国无情，也休怪我等不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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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献公派庶长国（庶长是秦官，相当于卿，国是其名）率大军攻略少梁。鉴于此城在河西举足轻重的地位，魏惠王魏罃派公孙痤迎战。有些史书把“公孙痤”与“公叔痤”混为一人，其实不对，在《史记》“赵世家”中，把“公孙痤”称为“太子痤”，看来当时公孙痤被立为太子，而公叔痤是相国，明显不是同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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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的战国史料稀少、简略而且混乱不堪，重大事件也往往是一笔带过，没有提供很多的细节，使我们难以恢复历史面貌。少梁之役，由于韩、赵两国拒绝出兵相助，魏军遭到重创，这也是魏国继石门之役后的又一次惨败。此役的过程无法提供详情，但战斗的结果是魏军统帅公孙痤被秦军所俘虏，魏国丢失了繁庞城，这座城池是当年魏文侯从秦国人手中夺取的，现在又回到秦国人手中。秦国在与魏国的河西争夺战中，已经占据了上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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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传来，魏国举国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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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魏惠王魏罃心里也十分明白，面对咄咄逼人的秦国，魏国已经没有优势可言了。随后他做出两个重大的决定：第一，在西部边陲修筑长城，以抵御秦军的入侵；第二，将首都从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迁往大梁（今河南开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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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决定，从短期来看有一点效果，但从长期来看，弊大于利。为什么这样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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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迁都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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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都安邑在魏国西部，靠近西河（或河西），不仅受到秦国的巨大威胁，这里也是赵、韩联合进攻的重点地区。譬如魏与赵、韩的浊泽之战、浍北之战等，战场都是在安邑城附近。迁都后，魏都暂时摆脱了秦、赵、韩的包围，获得喘息之机。但是随着首都的迁移，魏国的军事重心逐渐由西部转移到东部，使得原本处于守势中的西线更加脆弱，更难以抵御秦国的进攻。事实上魏迁都后不到十年的时间，旧都安邑城就被秦军攻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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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修筑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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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代由于战争规模的急剧扩大，春秋时代以城堡为主的点式防御战术已经无法适应新时代的战争，以长城为依托的线形防守战术逐渐兴起。战国七雄先后都投入巨大人力物力以构筑长城防线，这种新型防御模式渐成为主流。但是任何一种防御手段都是有缺陷的，正如当年吴起在西河对魏武侯的告诫一样，“在德不在险”，高山大川尚且不能凭恃，何况是长城呢？打仗要靠民心士气，民心士气要靠政府的“德”来维系。如今魏国政府意识到危险正悄然逼近，自个迁都先溜走了，士气恐怕要大大受挫了。魏国先是在河西地带修筑长城以应对秦军的进攻，迁都后，为了保护新都的安全，又在大梁城西部修筑一条长城，以防秦国与韩国的进攻，这无疑使百姓的负担相当沉重，加剧魏的衰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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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秦国的步步紧逼之下，魏惠王魏罃不得不重新思考与赵、韩两国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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